「撐着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個丁香一樣的/結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以一首《雨巷》名揚詩壇、20世紀30年代極具影響力的現代派詩人。他英年早逝，在45歲的人生中，卻在香港度過了超過10年光陰，在這裏他有過幸福的時光，但也有過危難與挫敗。從薄扶林的住處，到域多利監獄的高牆內，甜蜜與苦澀隨着人生流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1938年5月，為躲避戰亂，戴望舒攜妻子穆麗娟、女兒戴詠素由上海來港。未幾，他便在朋友幫助下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在剛剛創辦的《星島日報》任職副刊「星座」版編輯。當時報社位於灣仔道177號，戴望舒一家便於跑馬地居住。次年9月，戴望舒一家再搬遷至薄扶林道半山上一幢三層洋房，洋房的英文名為「Woodbrooke Villa」，中文名為「木屋」，「木屋」由在戴望舒好友、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馬爾蒂夫人（Madam Marty）負責管理，樓內有多家不同國籍的房客。戴望舒一家就住在二樓一間寬敞的單位。

林泉居裏 短暫的安樂

戴望舒給了這棟房屋一個更美麗的中國名字：林泉居。好友葉靈鳳曾回憶這棟建築的位置：「背山靠海，四周被樹木環繞，從路邊到他的家裏，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再走很多的石級才可以到。」像是世外桃源一樣清幽的地方，是理想的詩人居所。從戴望舒多次以「林泉居」或「林泉居士」為筆名發表文章和出版刊物，以及從他的一些詩歌創作中，不難看出他對於這一居所的喜愛與眷戀。

住在林泉居的幾年，是戴望舒人生中最無憂無慮的光陰。當時他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有妻子女兒陪伴身邊，家庭生活安樂溫馨。後來搬離林泉居時，他寫下的《示長女》一詩中，戴望舒一家在林泉居幸福的家庭生活可見一斑：「我們曾有一個安樂的家/環繞着淙淙的泉水聲/冬天曝着太陽/夏天籠着清蔭/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靜/歲月在窗外流/不來打攪/屋裏長駐的歡欣。」但這樣的幸福是短暫的，戴望舒與妻子後來漸行漸遠，穆麗娟在兄長穆時英遇刺、母親病逝的1940年年底獨自搬回上海，兩人於1941年離婚。林泉居的安樂，最終變成了一去不返的美好。

文藝戰線上 激情的報人

於1938年抵港後，戴望舒一直積極參與文化界組織的抗日活動，又與艾青、郁風等人創辦雜誌。戴望舒除了精通法文外，也通西班牙文，擔任《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主編時，他編譯了部分《西班牙抗戰謠曲》於報紙上發表，亦邀請不少大後方的詩人撰寫歌頌抗戰的詩歌，發表於《星座》。他甚至還去信給當時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學者，請他們為《星座》寫一點文字，讓讀者了解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狀況，並且從他們的經歷中得到鼓舞和激勵。

當時的《星座》，在戴望舒努力下成為了一塊「甚熱鬧有生氣」的新文藝園地，內地和南下香港的作家，如郁達夫、穆時英、徐遲、蕭乾、蕭軍、蕭紅、端木蕻良、沈從文、施蟄存、卞之琳、郭沫若、葉靈鳳等人都向《星座》投稿，使《星座》成為抗戰文藝的重要據點。同期暫居香港的蕭紅逝後，戴望舒曾拜謁蕭紅墓，寫下《蕭紅墓畔口占》：「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着，長夜漫漫，你卻臥聽着海濤閒話。」

高牆之內 悲壯的囚徒

抗戰也激發了戴望舒詩風的轉變，從早期類似《雨巷》的浪漫與朦朧，到充滿革命激情的樂觀、堅定。1942年3月，日本佔領香港後，以「從事抗日活動」為罪名將戴望舒逮捕入獄，拘禁在域多利監獄。基於那段經歷，戴望舒寫下《獄中題壁》及《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待》等，詩裏面描繪了日軍對他施加的酷刑：「做柔道的呆對手，劍術的靶子/從口鼻一齊喝水/然後給踩肚子/膝頭壓在尖釘上，磚頭墊在腳踵上/聽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飛機在樑上蕩……」；也表達了他對於敵人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如果我死在這裏/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我們之間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的牢裏/他懷着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被日軍囚禁七周後，戴望舒由好友葉靈鳳疏通關係，保釋出獄。出獄後，他繼續留港從事報紙副刊、翻譯外語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等文學活動。但這段艱苦的牢獄之災，也為他留下了哮喘的頑疾，後來變得越發嚴重。據葉靈鳳回憶，戴望舒是在1949年冬天離港北上，決定離港的前一段時間，他住在葉靈鳳家中，哮喘病已經非常嚴重，家庭也一再發生糾紛，私生活苦痛已極。葉靈鳳常在夜晚，聽到一層屏門外，睡在客廳的戴望舒發病時氣喘如牛的聲音。戴望舒當時表示，希望北上後北國乾燥的空氣可以對他的病體有幫助，但未曾想到，北上之後的戴望舒只給葉靈鳳寫了一封信，接着傳來的便是他去世的噩耗——他於1950年2月在北京因哮喘突發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