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說做畫家，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實饒生不只讀萬卷書，也不只行萬里路。在他那個年代，很少畫家能像他這樣，全世界到處去遊歷，所以也很少畫家可以像他這樣，用中國的畫法去畫外國的風景，且不是想像中的風景，而是眼見的風景，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的。」鄧偉雄說，饒公尤其能夠捕捉各個地方風景的特色，「比如他畫泰國，會畫很多泰國的樹，他覺得那些樹很不同。他和別人不同的，第一是去到每一個地方就會寫生，第二是會寫詩，將對於這個地方的感受寫出來。很多時候，他畫畫之餘亦看回那些詩句，就會想起自己對於那個地方的感受，就像日記般。我也問過他有沒有寫日記，他說沒有，都在詩中了。」

在鄧偉雄看來，饒公作畫，是出自學問家而非藝術家的角度，他把畫與詩都看作自己學問中的一環，因此並不執着畫藝要達到什麼地步，又或是執着物料及素材的使用，他往往意隨心動，以畫與詩作為某種人生與研究的紀錄。「於是他寫的香港山水，很多時候就是他對這個地方的感受。很多人覺得香港沒有什麼特別的山水，他說不是的，香港的山水很特別，和外國不同，和內地又不同，比如它地處南方，又是海島，很濕，就又是另一種風格。中國內地開放時，饒生也很早就去了，看那邊的山水。顧亭林說，五嶽登其四，饒生也是。我和他一起去到華山腳，兩次都碰上大雨，上不了山。所以他說那麼多山都上去看過，唯有華山。華山山腳有個廟，我們就在那看山。」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也認為，在饒公身上，正可以看到學術與藝術是如何融合在一起，「他不只是藝術家，而是有很深厚的國學文史的基礎，有很深厚的人文情懷，他學術的視野、修養、境界，都可以融匯在藝術中來表現，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學藝相攜』。你可以說他創作的是一種文人畫，但是他不是一個普通文人，而是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