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提到，人工智能對翻譯的基本原則提出了質疑——如果機器能夠實現高度的準確性，那麼，長期以來一直是翻譯理想的等值觀念（equivalence）又應如何對待？或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否應該採用其他價值觀取代等值？譯者應否或能否準確複製原文，抑或進行修改？
從傳統的角度來看，翻譯研究長期囿於關注語言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一次「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專注研究翻譯與文化。與此同時，翻譯工具主義，即翻譯僅僅是重現原文內容的工具，受到了質疑：逐漸傾向消解原文和譯文的二元對立，翻譯從對原文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其實可以通過譯者的創造性語言運用而轉化。
這又帶出了一些問題：語言構成的文本，甚至於概念擴大至人類的思維，是否可以有效地進行無中介的傳輸？如果翻譯因人而異，譯者作為中介者的角色是什麼？
譯者可發揮主動性
現時的翻譯研究還有一個趨勢， 把注意力集中於「譯者轉向」 (Translator Turn)，着力探討譯者的角色和翻譯的過程，也就是譯者的意圖和主體性對產生目標文本的影響，重點在於創造行為，以及源於譯者的產生譯文文本的能力和意識。
換句話說，就是譯者的主動性。這主動性驅使譯者介入，賦予譯者在傳遞過程中改變或「改進」原文文本的權利，令他們可以充當中介者來「創造」目標文本。在手法方面，譯者通常利用創作翻譯 (transcreation) 和本土化 (localization)，特別適用於廣告、電子遊戲等領域，旨在滿足受眾的需求。
有趣的是，著名象徵派詩人查理斯·波德賴爾（Charles Baudelaire）在他的《藝術之鏡》（1859）中對攝影有這樣的評論：「如果讓攝影在某些功能上對藝術做出增補，它很快就會完全取代或破壞藝術。這要多虧愚昧的大眾，他們是攝影的自然盟友。所以，是時候讓攝影重拾它真正的職能，即是作為科學和藝術的僕人，但是一個非常謙卑的僕人……然而，如果我們容許它去侵犯或擾亂一些難以觸摸的領域和想像的世界，或者那些價值完全取決於加入了人類靈魂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那就更糟糕了！」
雖然波德賴爾嚴厲地譴責攝影，但他仍然認為攝影還有服務性的功能。我們也不必如此悲觀。人工智能翻譯可能會限制想像，就像人工智能藝術抑制創造力一樣，但我們卻不應該抵制科技，而是擁抱它，尋找和利用它各方面的好處，一如《捕捉瞬間》展示了畫家和攝影師如何超越攝影的極限。
在未來的日子，人工智能只會變得更為有用和高效能。雖然人工智能的譯文傾向單調（同質性），未能完全表達隱藏的意義和差異，或者原文微妙之處，但假如能夠充分利用它的速度、「準確性」以及相應的成本效益，可以幫助譯者一臂之力。科技應該作為我們的助手，或者作為提供靈感的工具，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妨礙創造力的障礙物。
正如名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說：「攝影揭示，繪畫創建。」在這機器與人的鬥爭之中，人類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始終不可或缺。
◆ 方梓勳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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