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最近舉辦一場名為Capture the Moment：a Journey through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捕捉瞬間：藝術和繪畫之旅）的展覽，探討現當代攝影與繪畫之間的關係。1822年，法國人約瑟夫·尼斯福爾·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發明攝影技術，當時有些人認為，在反映現實和捕捉人類世界的形象方面，攝影會比繪畫來得更容易、直接和真實，甚至可以取代繪畫。
《捕捉瞬間》的主題很特別，就是探討和展示現當代藝術家們如何對攝影的挑戰作出反應，維持繪畫的生命力。從十九世紀開始，藝術家們通過他們的創造力，嘗試和開發了各式各樣的藝術流派，有別於當時的攝影，也超越了攝影能力範圍的作品，陸續出現的包括印象派、立體派、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等，後來又開發了寫實主義、概念藝術以及攝影與繪畫的融合，還有擬繪畫的攝影和波普藝術（pop art）等等，把繪畫藝術提升到人類文明的最高峰。
這讓我想到了人工智能（AI）對翻譯的衝擊。人工智能的崛起，挑戰人類的智慧，危及人類創造的本能。在這場人與機器的鬥爭中，人工智能更威脅翻譯工作的存亡，似乎要取代翻譯工作者。
著名畫家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曾經評論攝影與繪畫之間的關係，他說：「攝影已經達到了一個層次，能夠使繪畫從所有的文學和故事，甚至主題解放出來。那麼，畫家們難道不可以從他們新獲得的自由中獲益，去做其他的事情嗎？」
同樣地，作為翻譯者，我們應如何對待人工智能的崛起？我們能否好像畢卡索所說的一樣，解放自己去做「其他的事情」？這些「其他的事情」又是什麼？答案在於致力於機器無法做到的事情：創造。
創造力對於翻譯很關鍵
語言必然地涉及不確定性，意義的特點是推延。在翻譯過程中，我們經常發現詞典提供的字詞， 並不適用於原文的語氣、內涵或其他聯想意義。這就需要想像力和判斷力去進行選擇，甚或創造新詞—— 這就是英語所說的eureka的時刻，可算是「頓悟」帶來的喜悅。
術語翻譯和數字的準確性是人工智能翻譯的強項，但它按照已採用的模式生成，因而缺乏靈活操作和思考的能力。雖然高效，但人工智能的翻譯是公式化和毫無色彩的，它的輸出往往限制了人類的創造力，偏向於從刻板的字面層次解決問題。人工智能依賴大型資料集，這意味着它大多提供規範化或「平庸」的翻譯。
另一方面，人手翻譯是非公式化的，正如語言應用一樣，視乎情況的需要，可以是無定形的，這就要依靠創造力。因此，創造力對於翻譯工作來說，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產。
創造力通過想像產生原創，通過新穎和不尋常的想法開發新事物。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得（Immanuel Kant）把藝術天才視為創造力的典範。他認為當想像遠離人所擁有的概念，在無限制的相互作用語境中，將原材料轉化為超越個人理解的產物時，創造力便得以展現。
人工智能翻譯雖然具備生成的能力，但缺乏想像和解釋的衝動，譯文的特徵是統一和整齊，缺點是淡然無味。翻譯理論家勞倫斯·文圖提（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 闡釋學(Hermeneutics)軸線，以便區分人手和機器翻譯。他認為「工具主義強調不變、再現或轉移，以及某些組合的不可翻譯性，而闡釋學模型強調變異、解釋和可翻譯性」。人工智能無法進行解釋性的行為，而人工翻譯則可以兼顧和考慮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等重要的元素。
◆ 方梓勳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0
已點過讚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