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五一國際勞動節旨在紀念國際勞工爭取自身權益的各項運動，在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定為法定假期。香港今年的五一，亦有勞工權益進步舉措，「凍薪」4年的法定最低時薪即日起由37.5元升至40元，惟勞工界代表對有關升幅並不滿意，認為訂立標準與本地生活成本和市場現狀脫節。同時，自僱人士權益難以保障，工業意外頻仍等，均反映香港勞工切盼增加權益。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多名在不同領域掙扎求存的勞動者，講述他們的付出與困境，願社會保障制度能夠遍及每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勞工，人人勞有所得。 

年近60歲的鍾先生在一間私人屋苑任職日更保安員，長達32年，時薪卻僅有37.5元，還是4年前按政府要求漲至最低時薪，他每日工作12小時，每周單休，目前月入僅有11,700元。今日五一起他的時薪將增至40元，月薪也會增至12,480元，他卻高興不起來。

公司吃定老員工不敢劈炮

鍾先生自嘲，近十幾年來，自己的收入一直是緊貼最低工資下限，形容是「低空飛行，接近貼地咁滯」。而且由於保安員人手不足，招聘困難，物業管理公司反而出更高價碼請新人，同時吃定老員工希求穩定不願離職的心理，不給老員工加薪，形成新老員工薪資「倒掛」的現象。「我喺報章上睇到請保安員，開價都係月薪萬五、萬六蚊水平，但我哋呢啲舊人如果唔係政府要求就冇得加，心裏肯定唔係滋味。」

鍾先生憶述，最初入行時，月薪約5,000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一份尚可的收入，「當時保安還沒有發牌制度，不少人都覺得保安輕鬆，有些人甚至打兩份工，日更在一間屋苑做，夜更去隔壁另一間，後來有了牌照，物管公司會檢查，就不能這樣了。」隨着經濟不斷發展，物價騰貴，保安收入卻並未水漲船高，「我從這間屋苑入伙時，就在這做保安，熟悉這邊環境，一直也沒想着轉工，現在年紀大了，更沒動力轉工，但這不代表我的薪資是合理的。」

他指，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每月萬多元很難滿足一般家庭的支出需求，認為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需要重新檢討。「現在1萬元可以做到什麼，可以養家庭、養自己嗎？我沒有太太子女，這些年一直都是一個人，也有公屋住，主要花銷就是吃飯、搭車和公屋租金。我平時也不敢吃什麼好菜，基本都是兩餸飯，茶餐廳對我來說都太貴了，一餐至少40元，極少才和朋友飲下茶，維持社交，收入也只是勉強夠用。」

無學歷無能力唯有硬食

收入與鍾先生相若的夜更保安員黃先生亦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對自己目前薪資感到羞恥，生怕親友知道，即使五一有小幅加薪，亦是杯水車薪。他表示，自己中三畢業後就再未進修，一度長期無業，與損友終日廝混，近年才離開圈子，找到一份相對要求不高的保安工作，惟薪資太低，亦無晉升階梯，同樣讓他感到迷茫。「我的工作是合同制，簽約時已經知道是這樣的水平，我也可以選擇不做。是我自己沒有競爭力，也沒有做高薪工作的能力。」

「炒散」臨時叫到 無憑據難追數

日薪結算或臨時工作者，相對長工更為缺乏保障。許多「炒散」人士透過熟人介紹在僅有口頭合約下即開始工作，即使實際支付薪酬過低，或超時工作亦難以追討。

59歲的李先生早年從事地盤工作，月入逾2萬元，後在疫情期間失業，一直「炒散」度日，做得最多的是清潔和裝卸貨物，每月開工時間不定，工作日數足夠才能勉強維持生活。他上月開工約15天，賺取約9,000元收入，除去劏房租金4,000元，剛剛夠飲食。「我們做散工，（僱主）什麼都不理的，沒有MPF（強積金），也沒有算過時薪，假設判頭講好每天600元，不管你做多少小時，總之要完成他給你的工作。」

李先生直言，最低時薪升至40元對自己影響甚微，散工極少以時薪進行招聘，即便開出該時薪價碼，在市場上亦屬不夠吸引，「很少有人真的出40元，大部分都有五六十元，只是工作不夠穩定，當天不夠人才請你，夠人之後又不需要你，總收入還是很少。」

他又說，由於臨時的工作性質，很多時候散工與僱主或判頭間並無簽訂協議，出現薪資糾紛時難以追討，「僱主就說你可以去投訴，反正也無憑無據，他都不怕的。而我們還要打工生活，也沒有精力真的去投訴打官司。」李先生希望政府未來能夠健全散工的保障體系，讓處於弱勢的勞方享有應得的權益。

勞資共防工傷意外 七成本可避免

除薪資保障外，勞工的職業安全亦是社會關注議題。近十年香港職業及工業傷亡事故仍然高企，每年約發生20宗奪命工業意外，且無下降趨勢。為改善現狀，立法會上月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提高僱主的違法罰則，最高可判監2年及罰款1,000萬元。香港建造業註冊專門工種職工會聯會理事長周聯僑日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工會歡迎修例，但強調職安健人人有責，並非單靠懲罰僱主即可杜絕。他坦言，在其工會生涯中曾處理過大大小小逾300宗意外事故，其中七成均可避免。

香港去年發生25宗致命工業意外，當中17宗涉及建造業。截至2月，今年亦發生2宗建造業工地工業死亡意外。談及業界意外頻發的現況，周聯僑倍感心痛，指很多意外均涉及多方面責任，包括僱主有無提供適當防護裝備，工人在操作時有否正確使用裝備等。「條例提高阻嚇作用固然有用，能夠令業界的害群之馬有所警惕，但平時的教育監督培訓也是必不可少。」工會希望勞工處能夠加強巡查工地，及時對違規的僱主和僱員發起檢控。

周聯僑亦強調，根據以往經驗，很多意外只要工友遵守安全工作守則，都可避免。「比如在外牆工作的工友，分分鐘都要扣好安全帶，搭拆棚架時，要做妥相關安全措施。」

特稿：外賣員遭壓榨 揭假自僱三弊病

因應疫情和防疫措施變化，香港許多行業都經歷起伏，外賣業無疑是變化最為劇烈的行業之一，它曾一度因晚市禁堂食而大幅擴張，也隨着全面復常而迅速萎縮。據估算目前全港約有1萬至2萬名活躍外賣員，這群人以自僱形式與不同平台簽訂合約，按單賺取配送費。然而這看似按勞分配的機制，是否隱藏了平台對外賣員群體的剝削，名義上的自僱能否完全等同於合作關係，而無需監管？作為新生事物，外賣員權益的邊界有待各方持份者在探索和碰撞中，慢慢給出答案。

不同於許多疫下入行的新人，44歲的黎先生做外賣員已7年有餘，並有意繼續從事。他長期活躍於各項外賣員爭取權益，希望行業能夠健康平衡發展。

黎先生入行之前曾遭遇意外，手臂喪失約20%的活動能力，擔任許多工種都受到限制，後偶然開始送外賣，正好遇上行業上升期，加上疫情作為順風推手，光景最好時每月收入有三四萬元。惟全面復常後，市民送餐需求銳減，平台亦壓低單價，現在即使他增加工時，盡力多接單，最多也只有約1.8萬元月入，扣除電單車入油及保養的每月4,000多元，實際收入僅1.3萬餘元，若不幸發生交通意外，更是損失慘重，醫療及誤工費用均只能自行負擔。

黎先生對薪水驟降固然不滿，但他認為造成現狀的因素，除市場反應外，亦有平台可不受約束地壓榨外賣員有關。他指出，行業目前有三大弊病，急需政府介入有效規管，包括濫用自僱形式、無意外保障以及無身份核對。

需報更請假 無自由度

黎先生說，現時香港的外送平台與外賣員之間普遍簽訂自僱合約，將兩者定義為夥伴關係，平台除按單計費外，不對外賣員承擔任何義務，但該種自僱形式與傳統的保險經紀、補習老師、化妝師等有顯著不同。部分平台需要外賣員事先提交預計的在線時間、地區，俗稱「報更」， 並要按照填報內容在指定時間、指定範圍打卡，若外賣員因病或車輛故障等無法到崗，還需要提交醫生紙、車行收據等向平台請假，並無一般自僱人士的自由度。

正因為有了自僱這層偽裝，平台可在薪資上對僱員進行無限壓價，疫後不同平台都曾下調配送費，現在僅有最高時的一半水平，外賣員們亦組織過罷工、請願等反對行動，但均未奏效。「其他僱員還有最低時薪這一層保障，我們是什麼都沒有的，大部分接單都是靠系統隨機派發，無論距離遠近、當時交通情況如何，我們收到的單費基本都是一樣，有時候可能要從旺角送去尖沙咀，配送費也只有30元，不像的士可以按公里計費，如果拒絕接單，評級可能受損，影響以後接單。」黎先生說。

無意外保障 無身份審核

缺乏職業保險是外賣員的另一重要憂慮。黎先生育有一名8歲的兒子，每天出門前，小朋友都會說「爸爸小心揸車」。他亦知道，自己的安全牽動着全家人的心。「我曾經發生過一次事故，與汽車剮蹭，造成我輕微骨裂，當時叫了救護車，醫藥費都是自負，我休息了幾天就又復工了。」黎先生表示，沒有意外保障令外賣員完全暴露在風險之下，特別是電單車騎手，路面風險更高，不少保險公司會拒保，個別適合的險種又太過昂貴，與外賣員的收入不匹配，只能每日提心吊膽，祈求不要出事。

至於缺乏身份審核，黎先生指，大多數平台只需透過手機即可完成註冊接單，公司可能從未見過外賣員本人，對其工作亦不會進行抽查監督。有人利用這一漏洞，使用一個身份證註冊，實際工作的則是另一人，甚至還有多人共用一個騎手身份的現象，亦有持「行街紙」者，藉此非法打工。平台不主動進行核查，或會變相縱容「打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