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在香港的首映禮上，導演程耳提及這部電影與香港的緣分：「剛剛想起，這部電影的第一句台詞就是廣東話。」他在台上講話時，梁朝偉會在旁稍作補充，兩人相處儼然默契老友。《無名》在內地票房破10億港幣，但在內地導演中，程耳從不算是受主流追捧的那類。他的敘事方式個性鮮明，觀眾也許在欣賞時會有那麼一絲的無所適從，但他的每一部作品，也令觀眾用另一種方式「接收」，「接收」故事，也「接收」導演強烈的信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程耳不是高產的導演，《無名》距離他的上一部作品《羅曼蒂克消亡史》，間隔了6年多的時間。他也是寡言的，把許多的時間留給了思想，在採訪的提問與他的每個回答之間，也常留着一段段予以思索的沉默空白。關於電影，他認為每個導演只是各自做各自擅長的事：「每年有那麼多人在拍電影，各種各樣、千差萬別的電影，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選擇，創作者會有自己不同的切入點。」

喜歡何藩鏡頭下的中環

梁朝偉和王一博在《無名》影片中，貢獻了一場漫長而精彩的打鬥戲份。程耳說，那段打戲原本的時長更長，最後剪輯到成片中「還算合適的一個長度」。在排練的一周和拍攝的9天裏，他觀察着兩位主演的表現與互動：「他們其實每次在現場都會有一些有趣或有意義的交集，尤其在拍打戲的時候，你會看到兩人是特別為對方着想的人，拍的時候只要一喊停，兩人立刻會互相安慰，很怕真的傷害到對方。」

影片中時過境遷，王一博飾演的角色最終遷居香港，程耳呈現了一段他款款走上中環街市樓梯的場景，霧氣瀰漫、色調泛黃的氛圍，很容易令人想起何藩的那組攝影作品《中環街市》。程耳說自己很喜歡何藩：「那一場的場景和光線就是按照何藩的原作去復原的，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他的攝影作品對於香港來說太珍貴了，因此我就在那場戲中照着他的照片去搭景，算是對他的懷念。」

寫作比拍戲更自由

眾所周知，程耳是喜歡「飛頁」（指一邊在現場拍攝一邊寫劇本）的導演，不少與他合作過的演員，都曾講述過他在觀察後現場修改劇本，或是轉念捕捉某個現場細節的經歷。程耳解釋：「有時候寫劇本，即便你認為劇本已經非常成熟，真正拍攝時還是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你需要在拍攝的時候去匡正和解決這些問題。《無名》因為開機時間的影響，當時劇本完成度還沒有那麼高，所以加劇了我在現場對劇本的修正。」在《無名》拍攝的時候，程耳經常拍完戲回房間就繼續寫劇本，沒有時間睡覺。「因為開機時劇本離真正完成還有一定距離，不過這些都是正常的，但最後我們對劇本的打磨和現場演員的努力，令最後的作品是完善的。」

程耳也愛寫作，他的日常隨筆充斥着強烈的畫面感。程耳說：「寫作意味着成本更低的一種表達方式。寫作比拍戲容易，它沒有拍電影的成本，想寫就寫，更讓人心無旁騖、去享受，它沒有世俗可見的物質的成本，只需要你的積累與認知，因此寫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自由。」

方言能提高觀眾融入感

與文字息息相關的，便是語言。語言是電影不可或缺的環節與手段，在《羅曼蒂克消亡史》與《無名》中，不同的演員分別用上海話、廣東話及日語說出台詞，特定年代的質感，就在這吳儂軟語或抑揚頓挫中滲透出來。程耳認為各地方言對當地民眾來說，有無法取代的特殊魅力，而方言也是拉近觀眾與影片之間距離，提高融入感的媒介：「比如我們拍一齣關於舊上海的電影，當演員用上海話說台詞，馬上就能把觀眾拉入舊上海的語境中。而如果用語言以外的手段，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

《無名》延續了程耳習慣的非線性敘事手法，每一段都暗藏伏筆，線索延遲揭示，如今習慣了「瀏覽」故事的觀眾，多數會在他的影片中感到一絲不慣，也必須變換觀看的方式，才能把整個故事拼湊完全。去違反觀眾的習以為常，建立自己的敘述模式，程耳並非是刻意要異於常人：「我們的生活是線性的，今天、明天、後天，我們會按這樣的順序安排自己的日程，但我們回憶往事，其實是非線性的；我們的閱讀是線性的，但思考不是線性的，尤其是思索和反思，一定不是線性的。這個話題簡單而言，就是關於，你究竟是讓觀眾去閱讀一個故事，還是去思索一個故事？」

在他看來，他只是作出了自己的選擇，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來講故事：「我覺得電影有很大優勢，它是影像，它有畫面、聲音，它像回憶，像夢的片段，因此它很適合非線性的敘事方式。當起初和結局疊化在一起的時候，那種宿命感會噴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