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文化」不放鬆　扎根原在「客家」中——讀《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

文/周思明

由楊宏海先生牽頭，楊耀林、安國強、呂莉等人通力合作的文化研究專著《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深圳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近期出版發行。可以這樣認為，該書是一本集龍崗地域文化、客家族群文化、濱海民俗文化於一體的具有文獻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的新著，是深圳特區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收穫。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作為深圳特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和較為悠久的發展史程，客家民系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南遷漢族移民群體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範圍最廣闊、影響最深遠的漢族民系之一。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濱海客家地區的代表，是客家人第四次「大遷徙」中的一個典型。三百多年來，深圳客家人篳路藍縷，踔厲奮鬥，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強烈篤實的家國情懷，逢山開路、遇水架橋，不論遭遇任何艱難困苦，都能勠力同心，開拓奮進，勇毅前行，譜寫出恢宏璀璨的文化建設篇章。

讀《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對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族群的欽佩和崇敬之情油然升起。濱海地區的深圳客家是如何形成的？有何歷史淵源與發展歷程？山地客家與濱海客家有何異同？帶着這些疑問，筆者打開這部新著，尋覓問題的答案。「逢山必住客，無客不住山」。三百年前，客家人一路遷徙。所到之處，平原盆地等地理條件較好的地方，大都被前人佔據，只能到山區去開墾繁衍，因此大多數客家人都居住於贛閩粵邊區山地，形成了堅守傳統、勤勞堅韌、相對內向的山地文化。《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一書昭示讀者，早在兩宋時期，就有客家人進入深圳地區，但真正大規模遷入深圳，還是與清朝初年的禁海、遷界與復界關係最大。清初，為了對付鄭成功的海上武裝，清廷從順治十二年（1655）起兩次下令禁海遷界，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遷界範圍，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不準出海捕魚，違者一律處死。當時新安縣管轄今天的深圳與香港，「遷界令」對深、港地區和沿海一帶人民是個浩劫，致使沿海人民離鄉背井、歷盡艱辛，造成田園荒蕪、百業蕭條。後經廣東巡撫王來任等官員多次進諫，清廷才宣布「復界」。為鼓勵農民復界墾殖，清廷制定優惠招墾政策，於是，粵閩贛邊區的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紛紛奔赴濱海深圳，開荒墾殖，重建家園。深圳龍崗濱海客家人不僅以罕見的勤勞與堅韌，建起了數以百計的客家圍屋，而且把耕讀傳統帶到深圳，辦起「光祖學堂」「振能學校」「廣培學校」等新式學堂，同時也把原鄉的民間藝術帶到了深圳，創造出清代康乾時期深圳東部地區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所謂「新邑地處海濱，居民自耕漁而外，不廢弦歌」（《嘉慶 · 新安縣誌》）。而在民間文藝中，也體現出鮮明的「濱海客家」特色，如深圳客家山歌唱道：「今日腳踩新娘間，一句唐來一句番；今日新郎新娘 very good，明日轉到艾斯灣」，表現了當年深圳客家人下南洋後回鄉娶親的情景，山歌中還嵌入了英文，具有獨特的風味。而沙頭角吳氏客家人，將自己原鄉梅州市大埔縣的鯉魚燈舞，帶到遷居地，通過創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頭角魚燈舞，成為深圳首個國家級「非遺」項目。

逐章細讀《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讓我們了解到，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族群文化、民俗文化相結合而彰顯出的親和力、自然力和野性活力,它既是廣袤的嶺南大地所孕育出的獨特審美品格,同時也超越了地域、族群、民俗而具有了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內涵。特別是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深圳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的時代語境中具有獨特的啟示作用,在新時代中國式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宏偉發展進程中，凸顯出獨特的價值，承載着重要的意義。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均有自己獨特、豐富、厚重、創新的內容體現。從本質上來說,深圳龍崗濱海客家生態民俗文化是儒家＂天人合一＂觀在特定地理環境中的繼承與發展,並與深圳經濟特區經濟政治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形成良性互動。對於中國的現代化而言,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而保護和發揚作為深圳土著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最關鍵的是要堅持文化多元化的方針,堅決抵制文化霸權主義。

曾幾何時，「深圳沒有歷史」、「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謬說流布甚廣。但隨着以楊宏海等人為代表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斷深入調查和潛心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相繼推出，這種謬說逐漸被解構和顛覆，這種鍥而不捨的學術情懷與考古精神着實難能可貴。通讀《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不難看出，楊宏海等該書作者具有一種難能可貴的文化自覺精神。何謂文化自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這四個字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是世界各地多種文化接觸中引起人類心態的迫切要求。人類發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裏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麼?它將把人類帶到哪裏去? 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着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是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否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上兩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之中，包括梁漱溟、陳寅恪、錢穆先生都在其中。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步履維艱。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的發展擺脫困境，適應於時代潮流，中國知識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張，以探求中國文化的道路。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有所反思，要搞清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不可能割斷歷史的，因此，港台知識界上世紀60年代提出了如何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的問題。在費孝通看來，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更應該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庚續並更新了「傳統」。

咬定「文化」不放鬆，扎根原在「客家」中。憑藉對深圳龍崗濱海客家的文化歷史、時代演進、生活習性的切身感悟、深刻思考，楊宏海先生等人聯袂著作的《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體例周全，邏輯嚴謹，敘議兼具，學術性強。全書聚焦地域、民俗、族群三位一體的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對當下深圳特區文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經驗、借鑒和思考。該書系統梳理深圳三百多年重要歷史文化積澱，生動講述復界墾殖「創業英雄」羅瑞鳳，九龍海戰「抗英勇將」賴恩爵，書香世家「林學泰斗」凌道揚，庚子首義「反清義士」黃福，東縱抗日「文化營救」曾生，蛇口試管「改革先驅」袁庚等極具代表性的鮮為人知的濱海客家故事，形象地勾勒出近代以來波瀾壯闊的深圳龍崗文化歷史，以及可歌可泣的濱海客家歷史人物，喚起沉睡在人們心中的歷史，使我們認識到，深圳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人文的土地、改革開放的土地，同時也是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神奇的土地。楊宏海先生及其客家文化研究團隊所體現出的「文化自覺」，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對客家文化的具體研究中體現出的一種文化態度。無疑，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裏有許多外地沒有、深圳獨有的東西，這種地域傳統文化，不僅填補了深圳特區文化體系的空白，還可以解決很多特區文化發展中存在的基礎問題。現在，以楊宏海先生等人把深圳龍崗濱海客家文化之瑰寶用現代語言系統地總結出來、明確地表達出來，使之變成一個公共信息以饗讀者，可謂功德無量、善莫大焉。在此意義上，這本20萬言的文化研究專著《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的推出，對深圳經濟特區文化的繁榮發展，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必將以其不可或缺的歷史文化遺產價值而被載入深圳文化發展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