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理論是屬於描述性的（descriptive）論述，它從思維和哲理的角度看翻譯，使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考察翻譯的本體，提出語境和規範的重要性，擴闊了翻譯實踐和理論的考慮範疇；它對理論的詮釋，也着實提高了翻譯作為一門學科的重要性。
對譯者而言，熟悉翻譯理論，可以獲得更多策略上的選擇，不致自困於「再現原文」的樊籬。翻譯家溫伯格（Elliot Weinberger）認為：「翻譯理論不管有多漂亮，對翻譯都是沒有幫助的。熱力學的定律是一回事，烹飪時另一回事。」文努提（Lawrence Venuti）反駁說，翻譯是一種文化行為，牽涉的範圍不止生理機能之類的自然過程。
其實廚師不可能完全沒有熱力學的知識，例如怎樣控制和利用適當的火候，他其實是瞭如指掌的，只不過他未能或者根本不願意採用理論的語言和辯證去說明，譯者也屬於同樣的情況。
正如文努提所言：「譯者必須學習翻譯理論，也必須學習翻譯史。他們需要理論和歷史作為基礎知識，才能有靈活性和創造性，以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翻譯策略，才能具備成熟的思想，以評估各種翻譯策略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翻譯研究把原文從高高在上的皇位拉下來，它的着眼點還是譯文和譯文社會。
然而，譯者能力的問題始終難以避免，這當然也可以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去探究，但畢竟還是屬於實踐與譯者的訓練，於是我們又重新回到最基本的翻譯教學問題。
解構主義對翻譯研究有一定的影響。按照解構主義的說法，任何文本的意義都存在不定性，因為意義是語言的效果，而不是可以發現出來和重組的，所以翻譯是譯者決定的過程。
有論者指出，不同文化與語言的差距實在太大，導致「等值」這概念在翻譯並不可行。譯者的目標，並非尋找前設的答案，也沒有這個必要，他所尋找的，實是文本中的「對應」（counterparts）或「配對」（matchings）；面對眼前多種選擇，譯者只好憑藉他對翻譯所涉及的兩種語言和文化個別的認識（知識、感覺、經驗等）來進行，加上個人的品味和喜好，方能有所定奪。
如何作出明智的決定，是譯者經常面對的問題。賀爾姆斯說意義並非前設的答案，但他所謂的多種選擇，毋寧是已然存在的意義。意義不斷地後延和衍生，並不能解決語言之間資訊傳播的問題，同語言的資訊傳播大概可以單單依賴資訊，而意義不前設；可是，不同語言間的資訊傳遞，要是缺乏意義控制的機能，除了具備普遍性的符號之外，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誤差，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作為傳遞資訊的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古至今，資訊傳遞依然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就翻譯而言，不可譯性雖是「必然的邪惡」（necessary evil），卻無礙語言之間的有限度溝通，換言之，儘管並非絕對準繩，但翻譯依然是可行的。究竟原因何在？在特定時間的語境裏，例如翻譯，所謂意義後延是否完全不能接受？人類對事物的反應以至社會文化行為，可以是預先策劃的，但更多是及時的反應，以及在有預設條件下所作出的即時反應，尤其是人際關係中各種行動。
這種即時應變具有顛覆性，也有可能是反條件反射，卻顯示出人類偶爾脫離常軌的思維模式和智慧。意義衍生的問題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即時性其實很關鍵，也就是說，資訊的接收者在某一特定的時空進行解碼，當下就採用了一個「策略性封閉」（strategic closure）的策略，把意義固定下來，讓資訊傳遞可以有條理和順利地進行；不過，策略並不等於常理，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因此不會妨礙意義後延的運作。
篇幅所限，下期繼續談翻譯理論。
◆ 方梓勳 翻譯及外語學院院長 香港恒生大學
隔星期二見報
0
已點過讚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