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自2019年起凍結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公眾諮詢，此舉將直接影響一眾基層打工仔及其家人未來兩年的生計。香港《最低工資條例》生效11年以來，領取最低工資的人數比例由最初佔全港人口6.4%，大跌至0.7%，最低工資受惠人口減少，是他們已「脫貧」？似乎未必，因為期內貧窮人口反增27.6%。正領取每小時37.5元最低工資的工廈保安員回顧過去11年，只有最低工資實施首幾年感受到生活獲明顯改善，後期卻發現人工加幅都被通脹蠶食，生活漸見困難，「一半人工交完租和水電後所餘無幾，早餐麵包充飢。」他最怕是收到「紅色炸彈」（喜帖），「幾百元『人情』好揦脷（昂貴）！」最諷刺的是，打工賺取最低工資養家，隨時比領取綜援金還要低，試問勞力值何價？

2011年5月1日，《最低工資條例》實施，為保護香港勞工權益寫下歷史一頁。當年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時薪28元，隨後「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條例實施首幾年均是每兩年都調升一次，升幅介乎6.2%至8.7%，以追趕通脹升幅。惟2019年香港遭受黑暴摧殘後，經濟走下坡，法定最低工資便由2019年起持續凍結，維持時薪37.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新一輪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並諮詢公眾至本月底，但勞工界、學者及議員均指現時的檢討機制存在不少弊病，促請作出調整，例如以一條方程式計算以取代勞資漫長的磋商過程。

不敢出席親友敘舊

71歲的工廈保安員鍾哥入行逾30年，見證「最低工資效應」由強變弱。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1991年入行時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約3,000元，最低工資實施前月入也不足5,000元、時薪不足16元，條例生效後即獲加薪75%。惟加薪黃金期一去不返，條例生效後他每兩年獲加薪一次，每次加幅不足一成。2019年以來，他一直領取37.5元時薪，每日工作10小時，幸僱主體恤老僱員，放假仍然計薪，月入才有11,350元。

鍾哥現居於青衣公屋，每日往元朗返工。之前他在上水一個百多方呎的村屋單位獨居，每月租金約4,000元，連同水電費等每月最少開支約5,000元，已佔去其月薪近半，故每周伙食、交通等日常開支嚴格控制在1,000元以內，「生活確實過得很艱難，早餐只能以麵包充飢，社交活動也盡量可免則免。」

他的生活相當單調，無娛樂、無社交，即使親友相約飲茶敘舊他也不敢出席，就是怕「使凸咗」，最驚收到「紅色炸彈」（請帖），「有人請飲總不能不出席，幾百元『人情』好揦脷，但無得避。」他2016年年滿65歲合資格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只得19萬元，幫得多少？只有當入不敷支時用來應急。」

需留錢買防疫物資

新冠疫情肆虐下，他雖然倖免於被裁員，但卻被騰貴的物價逼得喘不過氣來，「疫情下，經濟唔好反而物價係咁升，仲要預留一筆錢買防疫物資。」物價有升無跌，工資卻一直被凍結，人工變相被通脹蠶食。鍾哥表示：「最低工資2011年推出時，一下子獲加薪數千元，確實令生活大有改善，但之後時薪水平增幅太慢，加上2019年並無上調，等於機制發揮不到作用。」他直言，基層打工仔的購買力及生活水平在過去幾年一直倒退。

最低工資生效之初，不少人寄望它是打工仔的「保護網」，惟鍾哥認為公屋「保護網」的作用更勝最低工資，去年他終於成功獲配公屋，租金開支由住村屋時的4,000元減至千餘元，額外多3,000元使費便鬆動多了，加上已合資格享用「2元乘車優惠」，節省返工的車費開支，進一步紓緩生活壓力。

想領綜援 終靠自己

領取最低工資的生活捉襟見肘，反觀若他申領近4,000元的綜援標準金，縱然不及打工的收入，但由於綜援戶獲租金津貼等其他福利，生活壓力隨時比打工領取最低工資為輕。鍾哥坦言曾萌生過申領綜援維生的念頭，但最終仍想自食其力，「既然我仍有能力工作，為何要政府養呢？」

【建議一】倡設可加可減機制 減省勞資冗長磋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時，勞資雙方意見總是南轅北轍，一方認為工資水平太低令基層打工仔生活困苦，另一方卻指上調工資會令不少企業難以支撐；雙方往往拉鋸多時才能勉強達成共識。不少意見認為，若引入類似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減省勞資雙方的長時間磋商，所得結果亦更能客觀反映經濟環境及基層勞工生活實況。

過去已有學者形容，最低工資委員會除主席以外的12名委員當中，勞資雙方及政府代表各佔3人，再加3名學者，就像打「泥漿摔角」，以一堆滯後數據拗數，完全欠缺客觀的檢討方程式，既浪費時間亦傷感情。工聯會建議直接以時薪工資中位數的六成來釐定每年最低工資水平，然後再每5年檢討一次機制是否落後及有否需要調整等。

方程式應考慮基層消費模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同現時的檢討機制費時失事，勞資雙方必定各執一詞。民建聯建議透過一條方程式來自動調整最低工資水平，「方程式的具體細節我們還在商討中，整體而言希望可反映到基層勞工情況、勞動市場的供需及通脹情況等，優點是客觀、持平、自動及可預見。」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認為，目前正是合適時機去討論透過一條方程式計算最低工資，並指制定方程式時應考慮基層的消費模式，「例如近月食品價格升幅比整體通脹高很多，但這卻是基層市民的必需品，而且現時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涵蓋範圍也太廣，包含了月入6,500元至27,999元住戶的開支模式，試問一個只領取最低工資的基層勞工，其開支模式又怎會與月入逾2萬元的打工仔一樣？這些都應列入考慮之列。」他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至少比綜援金高10%至20%，否則便變相鼓勵人領取綜援。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濼生卻有不同意見。他認為，不應機械化地透過一條公式自動調整最低工資水平，「不能簡單話加幾多就幾多，例如今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高級公務員應加薪逾7%，你說市民是否覺得脫節？」他認為勞資雙方磋商是有必要，「加薪是應該，但同時要考慮商界壓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形容，如要改為以方程式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需進行大手術，推倒現行的框架，重新塑造社會共識。」 

【建議二】職津彌補不足 解基層燃眉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現時設有「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基層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申請住戶只要達到工時要求，住戶的入息及資產亦符合有關限額便可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網頁以不同情況講解職津申請資格及所得金額，例如一個包括父母及兩名15歲以下子女的四口家庭，如父親有一份全職工作、母親為家庭主婦，父親每月工時200小時、住戶每月收入18,000元，同時資產不高於限額，每月可獲共4,200元津貼（包括一份全額高額津貼及兩份全額兒童津貼）。學者對此持不同意見，有人認為這是彌補最低工資不足的理想輔助工具，但亦有人形容此舉只會令責任由商界轉移至政府及納稅人身上，並不健康。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濼生指出，最低工資水平不斷調升會令商界有一定壓力，認為現時在職家庭津貼已發揮工資補貼效果，「有時若最低工資水平升得太高，反而影響自由市場運作，甚至令商界因經營成本太高而削減職位，變相影響基層的就業機會，得不償失。」他指若基層勞工薪金過低，可透過申領在職家庭津貼來維持生計，同時可減輕商界壓力。

不過，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則指出，在職家庭津貼只能為基層家庭解決燃眉之急，不應與最低工資水平混為一談，「如果話有職津便可一直凍結最低工資水平，變相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低薪員工的僱主，這對社會整體發展並不健康。」 

【質疑一】受惠僱員跌至0.7% 「保護網」漸趨無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最低工資成立的初心是為最底層打工仔提供保護，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最低工資生效之初，全港約有18萬僱員受惠，領取當時每小時28元的最低工資，佔全港僱員的6.4%，惟受惠人數比例之後不斷下降，2019年只有21,200名僱員賺取37.5元最低工資，僱員覆蓋率僅得0.7%。分析指原因是最低工資低無可低，僱主以略高於最低工資的薪酬才能成功請人，反映最低工資實施11年以來，「保護網」作用不斷下降。

假若香港的貧窮率大幅度收縮，或可將最低工資覆蓋人數減少，終究是打工仔「脫貧」，但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1年特區政府政策介入前，全港有129.5萬人活於「貧窮線」以下，貧窮率為19.6%，隨後幾年貧窮情況不斷惡化，2020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更分別增至165.2萬人及23.6%；即使計及恒常現金、非恒常現金以及公屋等非現金福利，同時期貧窮人口亦由47.2萬升至55.3萬，貧窮率由7.1%升至7.9%，最低工資助「脫貧」之說似乎未能成立，反之是令人質疑最低工資保障效果愈來愈低。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指出，正是因為最低工資增幅滯後，對基層勞工提供的保障並不足夠，貧窮情況並無改善，才會構成覆蓋層面愈來愈少的情況，明顯反映現行機制未能達到保障收入、紓減貧窮的效果。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直言，最低工資水平過低，僱主想請到人不得不將薪酬調至略高於最低工資的水平，以致最低工資覆蓋人口不斷減少，削弱最低工資保障打工仔生計的作用。最低工資低無可低，甚至不如綜援金額。

「低資」未反映勞工價值 如「製造貧窮」

以一個四人家庭的綜援金為例，2011年最低工資生效時為11,242元，去年已升至16,975元，期內累積升幅約五成，但最低工資由當年28元升至最新的37.5元，升幅近34%。以一個育有兩名小童的四人家庭為例，如果父母全職工作並領取最低工資，兩人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家庭月入只有15,600元，但政府數字顯示，去年一個四人家庭平均每月綜援金已達16,975元，未計其他書簿津貼、租金津貼等已比打工賺取最低工資還要高。郭偉强批評，過低的最低工資水平未有合理地反映勞動價值，「係咪喺度製造貧窮？」

目前，最低工資水平只及整體就業人士的75.7元時薪中位數的約五成，即領取最低工資的打工仔，要工作兩小時才等於其他打工仔一小時的收入。郭偉强建議，將最低工資擬訂為整體就業人口時薪中位數（即目前75.7元）的六成，約45.4元。

【質疑二】「兩年一檢」滯後 低資加薪跑輸通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根據條例，最低工資委員會需「至少」每兩年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報告及建議。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委員會最終也是「無多無少」地每兩年檢討一次。「兩年一檢」過去一直遭勞工界批評數據滯後，更令薪酬水平「跑輸通脹」。政府統計處資料亦顯示，反映基層消費物價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由2011年最低工資實施時的75.8升至今年最新的104.6，升幅為38%，高於同期最低工資的33.9%升幅。學者建議，改為「每年一檢」更能貼近市況，讓基層打工仔的生計適時獲得保障。

勞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指出，最低工資實際上調整的幅度根本跟不上整體勞動市場，例如「名義工資指數」已由2011年6月的173.4升至去年6月的248.9，增幅為44%，同期「工資中位數」增幅亦有46%，均明顯高於最低工資的33.9%升幅，反映僅領取最低工資工人的薪酬加幅遠遠追不上一般打工仔平均工資增幅。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檢討最低工資時採用的參考數據本已滯後，還要兩年才檢討一次，更是大幅滯後，「就以目前為例，2021年最低工資水平維持不變，但同期出現通脹，等同要基層工人減薪至少4年，如改為『一年一檢』至少可避免令滯後問題持續。」

不少學者亦認為「兩年一檢」太落後。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認為，「兩年一檢」並不合理：「新冠疫情至少都超過兩年了，不少基層市民已差不多無飯食，相信食品價格通脹的情況將來會更嚴重，『一年一檢』會比較合理。」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亦指出，對上一次檢討時或因疫情而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但兩年才檢討一次已經落後，「如果以這兩年情況去看，工資水平是嚴重滯後於通脹，最基層工人的實質工資出現跌幅。」

羅致光稱難「一年一檢」

不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按現行機制，檢討過程中所需要的研究、分析及諮詢等工作，只能在每兩年檢討一次的框架下完成，「一年一檢」並不可行，否則便要大量壓縮研究、分析及諮詢過程，現時並非討論日後是否「一年一檢」的最佳時候。袁偉基對此反駁指，目前公務員薪酬也是每年一檢，相信最低工資水平同樣可做到每年一檢。 

疫下企業崖邊站 商界盼續凍「低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出，現屆政府已通過了許多勞工議題，僱主亦要面臨取消強積金對沖，加上新冠疫情已將許多企業推向懸崖邊，而本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不少企業面臨結業壓力，質疑目前並非適合時間討論上調最低工資，並認為此舉會帶來漣漪效應，上司亦會要求加薪。他說：「如果最低工資加幅跑贏通脹，是否要僱員減薪呢？這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可盡量取得平衡。」

工業總會名譽會長郭振華亦指，第五波疫情打擊下，「不少老闆要賣樓做生意」，最近才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相信難在短期內恢復元氣，望僱員明白僱主的慘況。他說，本港經濟仍然不明朗，未知會否有新一波疫情，因此應繼續凍結最低工資水平，讓僱主有喘息空間，否則企業可能要結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