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第五波疫情突顯本港貧窮問題嚴重，兩餸飯店外大排長龍，政府推出臨時失業援助計劃，有47萬人踴躍申請，大大超出政府預期，疫情下，基層捱窮，水深火熱。
月入只有1.2萬元的清潔工忠哥、靠2萬元月薪養活一家四口的建築散工阿興，都希望下任特首重視貧窮問題，讓草根市民三餐溫飽，子女擺脫貧窮命運，不用拿失業救濟。關注貧窮問題的立法會議員、選委認為，政府不只要扶貧，更應效法內地有精準的滅貧目標和策略。
清潔工忠哥：最低工資要跟上通脹
「好多茶餐廳隔5日加價2元，食一餐飯要50元，深水埗和太子的兩餸飯28元最便宜，疫情期間，我幾乎一日三餐食兩餸飯。我希望特首每年檢討最低工資，起碼按通脹加人工。」63歲的忠哥和大部分香港人都經歷過2003年沙士，當年在本港的日資企業結束，他失去送貨司機工作，露宿街頭幾年，轉做倒餿水、垃圾轉運站清潔工，15年前開始做政府合約清潔工，嘗盡貧窮的滋味。
忠哥說，很多外判公司老闆以最低工資時薪37.5元請工人，工人日做10小時，但月入不足一萬元。最低工資兩年才檢討一次，去年凍薪，工人幾年才加人工，生活好苦，「我住70平方呎劏房，租金3500元，食飯都要4000元，如果收入不夠一萬元，點夠生活呀？」
他說自己是政府合約工，待遇已比外判工好，他每天工作8.5小時，時薪約47元，月入1.2萬元，但仍低過2003年的1.5萬元。當年失業後，他轉做清潔工，月入只有5500元，等同減薪三分之二，在天橋下露宿，「食肆廚房隔油池，臭味比屍臭好一點，無人可以逗留15分鐘，我什麼都肯做，所以不停有工作。」
他只有中三學歷，靠出賣勞力餬口，近年腰骨無力，做不到薪金多2000元的渠務工作；在戶外掃街太熱，體力不支，他去年唞暑幾個月，零收入，而牙齒多年欠保養，甩了幾隻，現時只能吃魚、茄子等軟食物。
生活雖不算寬裕，但他仍經常探訪貧窮獨居長者，「疫情期間有長者在屋內死去無人知，我希望特首關懷長者醫療需要，改善長者的居住環境，同時，組織地區人士支援探訪獨居長者。」
散工阿興：希望盡快上樓減負擔
建築散工阿興剛向政府申請臨時失業援助金一萬元，早前有工開，月入不足兩萬元，一份收入養一家四口。以政府貧窮線定義，月入少於20800元屬貧窮戶，他是典型貧窮戶。
他一家住在市區鐵皮屋，租金6000元，佔去收入三分之一，近年食物不斷加價，開支增加，令他感到吃力。
兩年幾前，他申請單人公屋，去年太太帶一對子女由內地到港團聚，再加入妻兒輪候。現在平均輪候6年上公屋，阿興說，「我希望特首可增加建屋量，我一家可以早日上樓，減輕經濟負擔。」
年近40歲的阿興完成中三課程便投身社會工作，沒有技能培訓或進修，他不想7歲兒子和4歲女兒繼續活在貧窮下，「我哋資源有限，新一屆政府會否設立平台，為兒童提供多元發展機會呢？日後他們亦有技能培訓呢？」他希望太太找到工作，不與社會脫節。
議員促訂精準滅貧策略
要解決香港在職貧窮和跨代貧窮等結構性問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民建聯教育政策發言人郭玲麗及單親協會總幹事余秀珠認為，政府不只要扶貧，更應效法內地有精準的滅貧目標和策略，才能改善本港貧窮情況。下屆政府首要解決基層住屋和醫療需要，檢討政府外判制度及最低工資，提升基層收入，改革職業訓練提升港人競爭力，善用青年、婦女及退休人士的人力資源等。
扶貧委員會委員鄧家彪表示，第五波疫情下，基層市民為慳錢而排隊買兩餸飯，劏房戶一人中招全家染疫，貧窮問題的核心是解決房屋問題，20萬住在劏房的基層最需要協助，政府應設立2035年為終結劏房的目標。由於公立醫院醫生少，基層輪候求醫難，政府應增加醫生，改善安老及基層醫療服務。
提出多建社區飯堂的選委余秀珠曾任扶貧委員會委員，她表示，看到不少善心食肆老闆派免費飯，長者跨區前來，可見需求很大，政府可在公屋地下空置地方建社區飯堂，向婦女及退休人士發放津貼，安排她們煮三餐，再上門探訪及向長者送飯。她又建議改革綜援制度，設下領取時限，以協助受助者就業為目標，並改革再培訓工作，令人力配合勞動市場需要，有工作亦可擺脫貧窮。
民建聯教育政策發言人郭玲麗表示，政府應先重新界定貧窮定義，清晰訂立滅貧目標，以精準扶貧，助人自助理念有計劃地制訂減貧策略，包括提升年輕人競爭力，改革再培訓課程，政府亦應帶頭為公務員設立託兒服務，推出更多家庭友善政策。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認為，要提升基層工人保障，新一屆政府應檢討及改善外判制度，並在臨時失業援助計劃增加預防濫用機制，恆常化推行，協助行業式微的市民得到失業援助保障。本港向來經濟側重服務業，政府應推動產業多元化，令下一代有更多工作選擇，而北部都會區只有藍圖未有時間表，希望新特首可訂下具體細化計劃，未來有哪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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