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賣平台送遞員近日因不滿資方削減服務費而發動工業行動，更有年過五旬的外賣員工作期間遇意外受傷，但公司拒絕提供賠償。公司聲稱會為每名送遞員免費提供團體意外人身保險，但否認有僱傭關係，不承認工傷責任。假自僱問題一向備受關注，隨着科技發展，個體性勞動趨勢加大，平台參與者往往被定性為自僱人士而失去應有的勞工保障，假自僱現象更普遍。政府必須重視最基層、最弱勢勞工權益受損的問題，與時俱進，盡快啟動修例給予保障。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立法會摒棄政治化干擾，以民為本，相信有關立例成功機會高，行政立法可以通過共同努力保障勞工權益。
隨着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網約車、外賣乃至補習、維修等各類服務平台大行其道。普通市民只要下載程式，通過簡單註冊，就可以成為平台的參與者提供服務賺取收入，平台則抽取佣金、賺取利潤。必須認識到，在互聯網年代，勞資關係發生重大改變，資方透過平台可以方便靈活地找到勞方，也可以通過程式組織勞方，勞方實際上被平台充分綑綁和限制；但平台聲稱並非僱主，與參與者不構成僱傭關係，平台不會為參與者提供勞工保障，不會交強積金、勞工保險、長期服務金等，造成更廣泛的假自僱現象，對勞方極不公平。各種服務平台的市場佔有率越來越大，為平台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如何規管勞資關係、保障基層勞工權益，不僅是個別平台或行業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勞工市場的公平公正，特區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問題的嚴重性。
網絡平台僱員權益保障的問題，在內地亦曾備受關注，這些僱員的勞工權益一度受到忽視，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國家迅速反應，國務院要求各地政府保障「靈活就業人群」，中華全國總工會印發了《關於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北京、成都等多個城市先後出台新措施，讓這些「靈活就業人群」得以享受社保等勞工權益，比較令人滿意地解決了網絡平台僱員的勞工權益保障問題。海外也日益重視對網絡平台僱員的勞工保障。英國最高法院早前判定， 網約車平台UBER須向7萬名英國司機提供帶薪休假、退休金繳款等一系列勞動保障。
新冠疫情下，通過網絡平台、利用網絡提供服務、賺取收入的工作模式越來越普遍，令傳統勞資僱傭關係越來越模糊，催生更多假自僱現象，規管、防範假自僱的法例當然應該與時俱進。其實，假自僱問題在本港存在已久，早在2011年《最低工資條例》生效的時候，曾掀起一輪解約、自僱潮，有僱主藉此逃避最低工資限制。當時已經有立法會議員促請政府就「假自僱」問題作相應立法規管，可惜多年過去，政府在此問題上裹足不前。
利用互聯網平台打工的多屬基層市民；相反互聯網平台往往由資本雄厚的巨企營運，在雙方關係中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有足夠財力、法律支援規避僱主責任。如果政府不出手修例規管，平台僱員難以維護自身權益。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沒有了泛政治化的干擾，若法例關乎基層利益、關乎社會公平公義，相信議員以市民利益為重，都會支持合乎公平公正原則的法例，政府應該盡快啟動修例，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立法打擊假自僱，切實維護基層打工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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