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宗屠殺事件曝光　澳殖民歷史充滿血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玟）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澳洲政府一直將當地的殖民歷史描述成「和平定居」（peaceful settlement），重點強調初期英國殖民主義者如何克服大自然挑戰，淡化過程中迫害原住民和掠奪原住民土地的血腥一面，令好幾代澳洲人產生錯誤歷史認識，並因而無視原住民因英國人入侵所受的苦難。近年隨着澳洲社會開始關注原住民歷史，專家和媒體發掘出愈來愈多被蓄意掩埋的原住民大屠殺事件，估計在英國殖民的最初140多年間，全澳發生過最少270宗有組織及獲澳洲政府支持的針對原住民屠殺。

過往澳洲甚少談論屠殺原住民事件，以至在歷史教科書上亦未必出現，1927年一個調查委員會便批評澳洲舉國上下對於屠殺原住民集體失憶，是「沉默的幫兇」。近年民調反映情況逐漸改變，「澳洲和解」組織2019年調查發現，80%澳洲人認為說出有關原住民的真相十分重要，近70%人認同原住民曾被屠殺、監禁、被強行驅逐或限制活動範圍。

英軍濫殺 麵粉落毒

不過相對於鄰國新西蘭多次為殖民時代針對毛利人的行為致歉，澳洲政府至今仍然未肯完全承認迫害原住民的責任。

澳洲《衛報》此前根據澳洲紐卡素大學21世紀人類中心的殖民屠殺數據，整理出澳洲原住民大屠殺數字，發現從1794年起當地發生過最少270宗原住民大屠殺，部分更有政府武裝部隊參與，情況持續至最少1920年代，而且時間愈後，死亡人數愈多，涉及騎兵步槍、雙管霰彈槍等不同武器，動機大多是報復殖民者平民被殺，或有牲畜及財產被偷或破壞等。

以新南威爾士省及塔斯馬尼亞為例，於1794年至1833年間，在有記錄的56宗襲擊中，絕大部分都是由殖民地英軍發動，平均每次造成15人死亡；1834至1859年間，於新南威爾士及維多利亞再發生最少116次屠殺，每次平均造成27人死亡；此後在1859年至1915年間，於昆士蘭發生的屠殺中，平均每次亦造成34人死亡。此外曾有最少9宗個案，是蓄意在給予原住民的麵粉中下毒。

專家：殺6人足以危害全族群

屠殺所造成的傷害不止人命傷亡，根據21世紀人類中心的教授瑞安解釋，若在一個20人的族群中有6人被殺，便可稱為「碎片化屠殺」，因為倖存者未來難以防禦襲擊，亦較難狩獵或養育兒童。

戴爾－哈利特是白人警官默里的後代，默里曾於1920年帶兵在北領地科尼斯頓屠殺原住民，造成最少50名原住民死亡。戴爾－哈利特認為，屠殺原住民在澳洲各地發生，是澳洲歷史的一部分，事件之所以持續造成傷害，是因為社會未曾正視，澳洲人有必要聆聽原住民在這議題上的看法和感受，從而深入探討澳洲殖民歷史。

凱利則是科尼斯頓屠殺生還者的後代，他對戴爾－哈利特的說法表示認同，社會期望了解為何會有無辜的男女和兒童，會如此冷血地被屠殺。他形容白人窺覬原住民的土地，不將原住民視為人，唯有下一代和原住民的代表，好好學習曾發生在原住民身上的事，才能確保受害者不會被遺忘。

「被偷走一代」童年被扼殺 今活在夾縫中的夾縫

澳洲原住民向來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大批原住民兒童曾經被強行從家中帶走，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調查發現，「被偷走的一代」倖存者的生活質素，相較其他原住民更差，關注組織形容他們處於「夾縫中的夾縫」。

關注原住民組織「治癒基金會」與澳洲衞生與福利研究院聯手進行研究，檢視「被偷走的一代」現時的生活處境，並在本月初發表報告。

組織促政府推照顧政策

研究院統計在2018年至2019年間，澳洲仍有約3.3萬名「被偷走一代」倖存者，其中50歲或以上的倖存者中，沒有住處的比例較其他原住民高1.8倍，需倚賴政府援助作為收入來源的機會亦高1.5倍，患上腎病、糖尿病、心臟病等疾病的機會，亦高2.7倍至4.5倍不等。

「治癒基金會」的行政總裁康福思形容，他們正處於「夾縫中的夾縫」，澳洲政府若要與原住民和解，則需要從「被偷走的一代」倖存者及他們的家人開始做起，相關工作已來得太遲。

組織亦有提供多項建議，包括向倖存者及其後代賠償，由政府與倖存者共同制訂政策，來處理倖存者的需要，以護老、殘疾、健康和房屋等範疇為優先；由政府落實跨世代的和解政策；並制訂全國性的框架，來監測和匯報相關政策的成果等。

現今原住民住屋嚴重短缺 兒童被政府帶走看管

澳洲與加拿大、美國相同，過往存在着一段原住民被壓迫的歷史，原住民兒童被政府強行帶走，以實施同化政策，受害兒童被稱為「被偷走的一代」；不過時至今日，在政府的保護兒童政策下，原住民兒童被交由政府看管的比例，仍然遠高於一般家庭的兒童，關注組織指出，政府政策未能配合社會上的不同文化，令「被偷走的一代」的悲劇在現代社會重演。

根據澳洲衞生與福利研究院在上月公布數據，原住民兒童接受政府看護的比例，較一般兒童高9倍。化名米拉的23歲原住民上月於珀斯生下第二胎，但孩子出生不久後，州政府便以米拉無法妥善照顧為由，將孩子帶走。米拉在第一胎時亦遇上同樣情況，事後她按照社工建議一一改善育兒環境，但由於米拉沒有定時與社工聯絡，因此社工依然認為她無法照顧第二胎。

居住壓力往往是原住民兒童被帶走的原因之一，米拉憶述，當局最初通知她可能要將孩子帶走時，她正面臨被趕出所住的公共房屋，解釋自己是因為壓力太大，才未能按時聯絡社工。報道指，珀斯房屋供應短缺嚴重，原住民輪候公屋的時間更較一般人長，但當局為盡快騰出單位，往往採取嚴厲手段從原住民家庭收回公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