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6月17日，《大公報》迎來119歲生日，百年《大公報》，百年風雲史。《大公報》百年的崢嶸歲月伴隨中共百年輝煌歲月，回望歷史，展望未來。大公報在歷史長河沙中瀝金，猶如一面史鏡，映射出民族之殤、正義之光和歷史走向。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將「為人民服務」書贈大公，是與大公同人「忘己之為大 無私之謂公」新聞理想的契合心照。今日《大公報》，已經成為屹立在維港，代表正義正能量的錚錚之聲的代言者。

《大公報》是記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早期領導者、最早的黨員心路歷程和行動實踐的平台。周恩來在1920年赴法國留學前就跟《大公報》聯繫，商定好留學期間為報紙發消息。「實際上，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找到了自己要追求的道路」，這就是周恩來終身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信仰。

《大公報》對中共的報道始於三十年代初。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總編輯張季鸞就派記者到紅區採訪。1930年4月11日《大公報》刊登了「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和「吃民間飯，每人還給五百錢」等消息。此後，還報道過紅軍英勇作戰、士氣旺盛。1934年，《大公報》的子報《國聞週報》以連載形式刊登了《赤區土地問題》，肯定蘇區某些制度值得認真思考、研究，還發表蘇區紅軍的政治、組織、經濟等方面的介紹文章。范長江就是看了這些文章後，萌生到陝北、西北考察的念頭。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2月，瞿秋白被國民黨逮捕。1935年6月18日的《大公報》記者親歷瞿秋白的最後時刻：「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繼而高唱《國際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氣。」

1935年，《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受報社派遣赴西北地區採訪，發表系列通訊，其中第一次客觀報道了中共領導的紅軍長征蹤跡。「一張報紙決定紅軍長征方向」。1935年9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到達隴南的哈達鋪後，毛澤東就是看到在《大公報》上，登載有陝北紅軍劉志丹和徐海東部隊活動和陝北根據地的消息，才決心率紅軍去陝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大公報》為中央紅軍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陝北吳起鎮，這是一個挽救和改變命運的禮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大公報》一連發表四篇社評，其中12月18日出自張季鸞之手的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深得宋美齡重視，指示將當日《大公報》刊登社評的第2版加印數萬份，由飛機空投到西安。《大公報》的社評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國共兩黨建立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抗戰期間，《大公報》僅重慶版發行量就高達九萬多份，創大後方一家報紙單獨發行量之最。對中國共產黨的報道，《大公報》始終尊重事實，不歪曲，不捏造，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向全國公眾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進步業績，改變了公眾心目中被國民黨御用媒體歪曲了的共產黨形象。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大公報》榮譽獎章，也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1941年的5月15日，授獎方在獎狀正文提到授獎理由時，特別強調：「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

1944年7月，中外記者團到延安參觀的時候，毛澤東堅持讓《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坐首席，還對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1945年9月5日，毛澤東會見《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等，表達了「統一之政令必需建立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的觀點。9月20日，《大公報》負責人宴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後，毛澤東欣然提筆為《大公報》題寫「為人民服務」。由於《大公報》不斷地對國民黨尖銳抨擊，重慶《中央日報》多次刊登文章責罵《大公報》和王芸生，指責《大公報》為共產黨「張目」。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在平津前線捷報頻傳。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在戰與和之間，猶豫不決。時任天津《大公報》副刊編輯的傅冬菊，受中共地下黨組織委派，前往北平陪侍父親，暗中了解傅作義的思想動態。她利用父女間獨特的情感紐帶，潛移默化地影響其父趨向和談。最終五朝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戰火塗炭，名勝古蹟得以完好保存。在這一扭轉幹坤的曠世義舉中，聶榮臻元帥讚揚：「傅冬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9月21日，總編輯王芸生和副總編輯楊剛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是對《大公報》愛國進步的肯定。10月1日，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大公報》以翔實客觀的報導、獨立負責任的評論為最大特點，培養出大量有才氣、有銳氣、有骨氣的名記者和評論員，他們文字鏗鏘，愛國熱忱凝於筆端，大公報群星譜可謂光彩奪目。許多大公報人成長為新聞界名人，例如：建國後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範長江，任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人民日報》副總編的楊剛，解放後任《人民日報》記者、《旅行家》雜誌主編的彭子岡，其他諸多名流還有：徐鑄成、李純青、梁厚甫、曾敏之、費彝民、陸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譚文瑞……

周恩來總理1958年在和時任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會面時肯定了《大公報》三點：第一，她是愛國的；第二，她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她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很多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重慶《大公報》經過公私合營，在其基礎上創辦《重慶日報》，成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天津《大公報》改組，由毛澤東親自易名為《進步日報》，歸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上海《大公報》歸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直至1966年「文革」，《大公報》內地版停刊。

1948年復刊的《大公報》香港版，在20世紀的後半葉，繼承了英斂之時期以來《大公報》的愛國傳統，使《大公報》愛國思想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到今天。

1982年初夏，鄧小平在會見《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港人時，第一次向香港各界人士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但保持香港穩定，繼續發揮自由港作用的想法。當時他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著名八字方針：「恢復主權、保持繁榮」。《大公報》隨即披露了這一獨家新聞。

九七香港回歸，萬眾期待。《大公報》策劃全方位、全時段報道，回歸當日報紙頭版採用跨版通欄特大標題《回歸了，開新篇》，刊登政權交接儀式的整幅照片，氣勢震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和香港順利回歸。這一天的《大公報》，出版4次號外，共300版，印刷百萬份，破報紙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

作為一家在香港土地上旗幟鮮明的愛國愛港報紙，忠實地記錄了歷史，也參與了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大公報》，受到幾代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殷切關懷。2002年適逢《大公報》一百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題詞是：「發揚百年愛國傳統，與時俱進開創未來。」

2012年，主管港澳工作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為大公報110周年致賀信。習近平高度肯定《大公報》的光榮傳統，他說，「《大公報》具有悠久和輝煌的歷史。在一個多世紀的辦報歷程中，始終與時代同呼吸，與民族共命運，立言為公，文章報國，享譽海內外。」

近年，《大公報》立足香港，扛起愛國愛港媒體的使命和責任，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地與亂港勢力進行堅決鬥爭。在香港社會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堅守愛國愛港優良傳統矢誌不渝，銳意開拓，在新形勢下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拓展延伸傳統主流媒體的品牌價值和內容優勢，並舉辦多項青少年活動，強化港人港青家國認同和文化認同。以貼地貼心的報道，關注基層民生，擴大了新聞報道覆蓋面和傳播力影響力。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一張百年新聞紙，由僻處華北一隅，逐漸發展成聲譽日隆、具國際影響力的傳媒。一個政黨的榮光，歷經坎坷而彌堅，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領航者。大黨和大報溯源深厚，在波瀾壯闊的奮鬥歷程中，始終不負時代，勇立潮頭，薪火相傳！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