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由香港中聯辦、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今日（16日）在香港舉行。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劉蜀永應邀參加下午的圓桌論壇並發言，他總結說，早年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共是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發展和壯大自己，為反抗外來侵略和建立新中國開展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是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同時，作為執政黨，它對香港的影響力大為增強，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穩定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劉蜀永表示，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源遠流長，與中共建黨初期的活動有關、為數不多的幾個中國城市之中，就有香港。他舉例指，1920年12月，三位香港年輕人林昌熾（林君蔚）、張仁道、李義寳在香港碼頭的輪船上會見陳獨秀之後，就在跑馬地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23年，他們在香港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以後，又建立香港中共黨小組。1925年初，香港的中共黨支部成立，黃平為書記，成員也有以上三位。

劉蜀永指出，產業工人是中共建立的社會基礎。香港海員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產業工人之一。香港早期的中共黨員林昌熾等很重視在海員中開展工作。他們曾多次到海員中演講，宣傳革命的道理。20世紀初，在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一次是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次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香港的工人運動，特別是香港的海員工會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骨幹，林偉民、蘇兆徵、陳鬱、曾生是他們的傑出代表。林偉民和蘇兆徵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抗戰時期，曾生是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過交通部部長。

劉蜀永說，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18天就投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港九大隊前身的幾隻武工隊和港九大隊參與過搶救抗日文化名人的秘密大營救。港九大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打擊和牽制日軍，參與營救盟軍飛行員，並且多次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日佔期間，港九大隊有115名戰士為保衛香港而犧牲。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轄南方多個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同時，在中共的護送之下，一大批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劉蜀永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同時，東江水供港、「三趟快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從經濟上支持香港發展的典型事例，也是香港與內地互惠互利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