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老戰士昔投「紙彈戰」燃衛國希望　「一定要打倒日本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日寇侵華，改變了徐墀的人生路。家國遭侵略，讓從小懷有愛國心的徐墀毅然加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現年93歲的徐墀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自己當年還負責秘密派送抗日宣傳品，打「紙彈戰」。當年，一旦被搜出有抗日的傳單、情報將性命難保，但他從未因此而動搖抗日之心，更為了成功執行任務而特意參加了當年的日本語講習所，貢獻自己的一分力，終於迎來抗戰勝利。回想當年的抗日經歷，到今日依然令人感動和震撼。 

徐墀：自費派抗日傳單 獻力燃勝利希望

老兵寄語：希望香港青年多到內地走走，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相信你們會前途無量。

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時，徐墀14歲，住在筲箕灣小漁村的一間磚屋。他在小學幾年都考第一，取得了投考英文中學的名額並成功考入，將在這年9月開始入讀，若成績保持優異，3年後就有機會獲送倫敦升學。那年12月8日凌晨，日軍空襲香港啟德機場，徐墀當日上午如常提着藤喼乘電車上學，看着天空的戰機，還以為是演習，到達學校才知道是日寇入侵香港，從此他的人生路開始轉向。

日寇流彈襲港 粉碎升學美夢

「當我回到東大街街市對出的斜坡時，看到有人中了日本戰機的流彈受傷，遍地是血，那時我見到血都怕。當時市區有很多傷者，情況都好嚴重。回到家後，我便和父母、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一起遷入附近的防空洞。我身為長子，每天早上我都會回家做兩頓飯，再拿給防空洞的家人。」徐墀想起日寇如何迫使他失去學業、有家歸不得。

「再過幾天，日本仔的炮艇開始登陸，馬達聲很響亮，我們一家徹夜難眠。我偷偷遠看，見到日本馬隊在東大街經過。第二天，整個東區被佔領了。再過了幾天，日軍佔領了九龍半島。當時日軍入侵香港，駐港英軍及加拿大兵抗擊日軍18天後，時任港督楊慕琦在12月25日投降。日本仔開始到處捉人，不服從就捉。當時市民見到日本仔都要鞠躬，否則便會遭日本仔以槍托打胸口。日本仔又強迫市民用軍票，要用4元港幣兌換1元軍票，強奪我們的財產。」徐墀見證着香港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

他時常想起小學時老師教唱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國歌，「我們當時好熱衷唱，歌詞彷彿讓我燃起一股能夠抗日的力量。」1942年9月，徐墀加入了港九大隊，並於1944年5月正式加入市區中隊，負責情報及交通工作，協助進行「紙彈戰」。

記錄戰艦動向 張貼日軍敗績

徐墀每天會負責記錄及監察鯉魚門炮台附近的日軍戰艦動向，包括泊位及航線，還負責秘密派送抗日宣傳品，包括抗日傳單《地下火》和《前進報》等。

日寇侵佔香港期間在香港設立區役所監察華人，安排華人擔任所長，並在區役所的報告板張貼日軍的「戰績」。「我經常將抗日小冊子放進區役所所長的抽屜內，讓所長知道自己受港九大隊注意，希望他切勿對中國人做殘酷、苛刻的事；我又會在區役所的報告板張貼日本海軍戰敗的消息，讓群眾知道抗日戰爭仍在進行，而日軍正不斷潰敗；我還用做手工魚鈎賺的錢買了輛舊單車，每天來往中環、北角等地派送抗日傳單。有了這些宣傳品，市民都懷着『一定要打倒日本仔』的希望，否則一定對前途絕望，會很頹廢。」徐墀講解着「紙彈戰」的重要。

日寇當年在香港設了很多關卡，更在晚上實施戒嚴，出入不易。若抗日傳單、情報被搜出，性命難保。因此，徐墀特意參加當時的日本語講習所，並憑着謹小慎微的處事態度、基本日語會話及講習所的學生證，成功執行任務，直到抗戰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我們看着日本仔放下武器、脫下襯衫，打大赤膊從東大街行去鯉魚門……」徐墀說，那天他很高興，迎來夢寐以求的一天。

劉炳安：毋忘鮮血換和平 囑青勿暴動毀港

老兵寄語：現在的生活來之不易，希望年輕人珍惜，千萬不要行差踏錯。

「當時我反應慢一點便沒有命！」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隊長方蘭的傳訊員、現年87歲的劉炳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回憶起自己死裏逃生的抗日經歷，但他的戰友卻不幸犧牲。深知幸福生活是靠先烈的鮮血換來，劉炳安更感現在生活來之不易，希望告誡年輕人珍惜，千萬不要行差踏錯。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土匪隨後亦在全港肆虐，打家劫舍。在西貢清水灣檳榔灣村的農家長大的劉炳安說：「當年新界的鄉村飽受土匪威脅、摧殘，幸好當年方蘭與游擊隊的到來，肅清了四處作惡的土匪，游擊隊非但沒有借立大功而索取保護費，反而到處幫人，每到一條村都幫助農民耕種，廣受新界鄉民歡迎。」其後，游擊隊更在檳榔灣村建立了市區中隊的抗日隊部。

日寇當時欺壓中國人，實施糧食配給制度，從一開始每人每天獲配「六両四錢」米，甚至後來改為「三両二錢」，即半碗飯，令物價高漲，令香港市民每天捱餓，要以樹根及以木薯根製成的澱粉充飢，導致營養不良、消化不良，每天便秘。如此種種，更令劉炳安憎恨日寇，遂於1942年底加入了游擊隊抗日，四野為家，那時他大約只有9歲。

投游擊隊派遞信件傳單

游擊隊紀律嚴明，教導他要樂於助人，又規定隊員不可與村中婦女發生男女關係、不可偷盜等，否則就要以手槍自行了結，部隊嚴明的作風，亦得到了很多村民的敬重，進一步團結了抗日的力量。

劉炳安在游擊隊的角色是傳訊員，「負責派遞信件及抗日傳單，與方蘭的母親（同屬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負責往來西貢、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地的傳訊工作。入隊時我們都會宣誓不能洩露游擊隊的行蹤。而重要的軍令、情報均不設署名，只會以幾何圖案等暗號代替，以防洩露。」

劉炳安回想自己當年的工作，例如在深夜送遞緊急信件，不能拿電筒，只能摸黑走舊山路，「我會勒緊褲管，防止山蛇纏身；若見到白地便要提防，因為那是水，不能掉進去；下山時我則會背着走、密步行，以免滾下山；接近部隊的持槍哨點，我便要以口令相應。」

傳訊遇日寇搜身險送命

若劉炳安的傳訊路線出現日寇，村民一般都會以暗號提醒，比如在門外晾衫。不過，劉炳安亦曾在沒有暗號下遭遇日寇，原來那次日寇強徵了很多村民為他們攀山涉水運送糧食。「當時我揹着一袋部隊的信件，看見了日本仔與村民運送糧食的隊伍後，我繼續前行，與第一個日本仔擦身而過，他沒有理會，隨後我便立即走到隊伍中間，趁着人多有視線遮擋，將信件扔進叢林中，我隨即被隊伍尾的日本仔截查，要脫我衣服搜身，反應稍慢便沒有命，十分兇險。」當時，有不少東江縱隊的戰士為抗日付出寶貴生命，比如方蘭的母親就因遭到日寇搜獲信件而犧牲。

現在的和平生活，是先烈用鮮血換來，這一點，劉炳安感受尤深。所以，他更不忍見到香港近年的亂象，希望年輕人不要行差踏錯，不要參與暴動，破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