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恆

炎炎烈日下，是望不到頭的棉花田，大批彎腰勞作的黑奴，發出陣陣低聲吟唱，彷彿在訴說那道不盡的苦難。這是二○一三年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執導的電影《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裏的經典一幕，尤為震撼人心的，是白棉花和黑奴隸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

那是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用改編自同名傳記小說的作者羅門·諾薩普的話說，他所經歷的十二年黑奴生活就是人間煉獄，「在棉花採摘期間，為求完成任務，白人監工對黑奴肆意鞭打和吊刑是家常便飯。」「黑奴不准坐下來好好吃飯，每當他們體力耗盡，汗排不出來，就會突然倒地，此時監工會把奴隸拖到棉花叢或樹下，用水潑臉，待清醒之後，便命令他歸隊繼續工作。」可以說，在美國的奴隸制度下，每一朵棉花都沾染了黑人奴隸殷紅的鮮血。

但玷污雪白棉花的，絕不僅僅是美國，曾經的大英帝國也是這個罪惡鏈條上重要的一環。從地理位置上講，棉花作為亞熱帶植物，對溫度和日照要求嚴格，英國地處溫帶，且常年天寒地凍，並不產棉花，但這不妨礙其參與和棉花相關的壓榨和掠奪。就像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一書中說，棉花的歷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歷史，不只是技術創新的歷史，或者說是市場無形的手的歷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脅迫、暴力、掠奪和奴役的歷史。至少在兩個方面，英國扮演了幫兇的角色。

一個就是向美國棉花種植園販賣大量奴隸。隨着十八世紀棉花在北美的引進和種植，勞動力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於是歐洲人開始將數以百萬計的非洲黑人販賣給美國南部的種植園主們，當中大部分人都去種植棉花。英國在奴隸貿易中堪稱佼佼者，從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奴隸販子總共從非洲販賣了逾三百萬名黑奴，其中絕大多數販往北美殖民地，這一規模約佔當時歐洲多國販奴貿易總數的四分之一。

把時間回溯到去年六月，英國和全球多個國家一樣，也爆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在歷史上以販賣奴隸聞名的布里斯托市，示威者們推倒了一座黑奴貿易時代販奴者的雕像，他就是科爾斯頓，其作為當時皇家非洲公司的最高行政副總裁，在十二年的時間裏，直接經手販賣的黑奴人數累計超過八萬人，也難怪憤怒的人群將雕像推倒仍不解氣，最後還把面目全非的雕像拖曳到港口一側，合力把它扔到了水裏。實際上，科爾斯頓不過是英國龐大販奴貿易的冰山一角。

因此如同貝克特在書中所說，「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奴隸制的脊背上的」，英國也是如此，它不僅從販奴貿易中獲取了暴利，同時也給非洲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泣血非洲──英國黑奴貿易簡史》書中提到：「無數村莊化為焦土，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由於害怕殖民者的掠奪，大量部族從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區遷移到內陸深山密林中，各部落之間缺乏交流，加上喪失了大量壯年勞動力，原本有相當社會發展水準的非洲回到了原始階段，完全中斷了非洲國家歷史進程的正常發展。」作為跨大西洋販奴貿易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英國理應為當今種族歧視和不平等負起一定的歷史責任。

另一個就是英國工業化革命建基於黑奴棉花種植之上。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曾說，「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當北美黑奴們採摘的棉花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一張由非洲提供勞動力、美國出產原棉、以英國為主進行棉紡織加工的全球貿易網絡便應運而生。據史料記載，十八世紀末，英國從美國進口的棉花為二千二百萬磅，到十九世紀初已上升至近九千萬磅，佔英國當年棉花進口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五，以曼徹斯特為例，生產的布匹大部分都是黑奴們種植的棉花織出來的。再至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總共消費了八億磅棉花，其中有近百分之八十來自美國。美國詩人約翰·格林里夫·惠蒂埃形容此時期的棉花繁榮是「西方的大麻」，利益共有者們構築出一個充滿黑人的、舒適耕耘地的天堂。

二○一六年，我曾專門到訪曼徹斯特，追尋工業革命時代的印記，在以藏品豐富而著稱的科學和工業博物館，我見到了保存完好的早期機械紡紗機，看着那一排排雪白的紗錠，讓人彷彿置身於幾個世紀前機器轟鳴、人頭攢動的工作場景，在感慨機器時代強大力量的同時，又有誰會聯想到，那一絲絲的潔白棉紗，浸透了多少奴隸主和奴隸販子的罪惡。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在經典名著《孤星淚》中，還為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情景：在龐大的紡紗機前，是一個個稚嫩的身影，他們用纖細的小手熟練地撥弄着紡線。這些人就是伴隨着工業化革命而來的童工，他們僅僅因為手指細小靈巧，特別適合紡紗機操作，就被資本家大量使用，成為英國歷史上無法洗刷的污點，他們也和棉花地裏的黑奴一樣，用血和淚譜寫了生命的悲歌。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