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已經「起飛」的中國經濟面臨三大嚴峻挑戰

（香港文匯網記者毛麗娟）第二十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周末在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開幕，6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經濟學人齊聚深圳，在為期兩天的時間內聚焦學術前沿、剖析經濟熱點、交流研究成果、分享教育經驗，攜手為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在這場中國經濟學界規模最大的年度盛會上，北京大學博雅資深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發表《「起飛」後的增長》的主旨演講。他指出，如果以「飛機起飛」類比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無疑已經「起飛」了。但是，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面臨三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何處理好與先進國家的關係；二是中國經濟體量巨大且內部極不平衡；三是在降低速度時維持產業之間、地區之間的平衡難度極大。他號召台下的經濟學家研究這些挑戰，面對這些挑戰，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對中國這架「巨型飛機」，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機群」的「起飛」做出貢獻。

以下為周其仁教授的演講實錄：

《「起飛」後的增長》

差不多兩年前，2019年的1月，海聞老師在中國經濟大講堂做過一個講座。他的題目就是中國經濟的起飛。今天很高興參加第二十屆中國經濟學年會，我特地選了起飛這個題目做進一步的討論，也是借這個機會，對海聞老師花了很多心血建設中國經濟學年會這個學術共同體表示敬意和感謝。

題目當中這個起飛，有很高的辨識度。因為在這個研究經濟增長發展的領域當中，只要講到這個概念，就會想到羅斯托。羅斯托是一個充滿爭議，同時影響非常大的經濟學家。他是俄羅斯猶太人的後裔，移民到美國以後，15歲進的耶魯，是耶魯的高材生，後來又去了牛津讀了碩士，又回到耶魯拿博士。二戰期間，他被美國戰略情報局聘用，跟着另外一名經濟學家，用他的專業知識為反法西斯戰爭提供服務，主要研究怎麼轟炸希特拉的德國，可以儘快贏得勝利。

他們當時的結論非常有意思，要轟炸石油設施而不是轟炸交通樞紐，對法西斯的失敗影響會更大。用的辦法是經濟學的非常基本的辦法。戰後他在很多美國名校任教，主要研究經濟史、經濟思想，因為他推崇經濟發展，發達國家要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所以就被約翰遜和肯尼迪兩屆美國總統聘用，成為白宮的決策人物之一，當然他引起爭議最大的是推動越南戰爭，主張對越南大規模徵兵並轟炸北越的南部。越南戰爭結束，肯尼迪下台後，所有學術單位都不再聘用他，因為美國的反戰情緒已經達到二戰後的制高點。最後他是在奧斯汀的一個學校任教，最後幾十年靜心研究學術。

他這個起飛的思想，是1958年應邀在劍橋做的一個學術講座，研究西方工業化的經驗，提煉出起飛理論。這個概念1958年做了講座後1960年出版，題目就叫經濟增長的階段。這本書我想我們學術傳統當中，不會因為一個人物而廢除他的言論。這個人物怎麼樣，我們在座的可能不會有多少人同意轟炸北約。 但是他提供的思想，可能還有某種借鑒性。

羅斯托的增長理論，特別是起飛理論，比較可取的是，他把整個經濟發展看做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而不是用一個簡單的函數可以來描述和刻畫。既然是個很長的過程，他就可以分開階段來做研究。其中最關鍵的階段，是從人類很長歷史的所謂傳統經濟。傳統經濟的特點就是靠自然資源，聽憑命運，而不能主動地運用科學和技術。那麼等到什麼叫起飛呢，就是經濟當中開始把科學革命的成果，主動的、大規模的、有意識的運用到經濟活動中去，所以可以改變要素投入的比例，然後大幅度提高經濟成長的水準，提高人類福利。

他認為從一個傳統經濟走向現代經濟，最關鍵的是要有一個加倍的努力，要有一個加速度。他從飛機起飛當中找到了啟發，飛機要起飛就需要有個瞬間的加速度，沒有足夠的瞬間加速度，地球引力是不能被抵抗掉的，飛行是起不來的。所以他認為起飛階段是經濟增長當中非常關鍵的因素，他根據過去的歷史，特別是西方的經驗，概括了三點起飛的條件：

第一，投資占整個國民所得的比例，要5-10的投資率。因為沒有5-10的投資率，按照當時的資本產出率，經濟增長就不會超過3，如果不能超過3，就抵消不了人口增長，抵消不了人口增長，經濟總量雖然擴大，但是人均所得沒有持續的、顯著的提高，那就不能叫做現代經濟增長。現代經濟增長的定義就是人均收入水準持續的、顯著的提高。

第二，要形成主導的部門。這是羅斯托分析跟以往的經濟學家只看總量除以人口的人均是很不同的，他認為經濟增長既然是個過程，它會在一些領域、一些生產部門率先發力，然後它會傳導到其它部門去。這種擔任引擎，擔任往前沖的部門，要有明顯的增長效果。比如英國早年的紡織業、美國的鐵路建設、德國的化學工業等等。這是他第二條要形成經濟主導部門。

第三條非常重要，這也是羅斯托跟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因為他把多數經濟學家處理不了的科學、技術、創新、冒險、企業家精神，納入到他對經濟增長的分析當中，他認為第三個重要條件形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企業家階層。有這些企業家階層去進行冒險，進行創新，才能夠把技術逐步地代進經濟過程。

他認為這三條符合，經濟就實現起飛。一般起飛要持續二三十年，然後趨向成熟，趨向大眾高消費，趨向高品質的生活。這大概是羅斯托經濟理論的基本特點。

他的長處，我剛才講了，就是看到過程，看到過程當中不是均勻的、連續的變化，它中間會有一些驚險的跳躍，會有一些非連續的變動。你看人從爬行到直立就不是連續的，他不可能慢慢慢慢站起來，他一下子站起來，站不穩下去再站起來。從傳統經濟變成現代經濟，有類似的過程，他用起飛來描述和刻畫。羅斯托這個理論，海聞老師在兩年前的講座里大概也是用這個框架介紹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化。他當時有個很重要的結論，說中國這個飛機非常大，所以起飛的時間可能會長，第二呢，起飛以後，需要持續的時間也要更長，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這是兩年前海聞老師的結論。

我想在海聞老師的論點基礎之上，再做一些進一步的討論。比如說，羅斯托認為中國經濟的起飛始於1952年，因為中國完成了近代以來統一，然後工業化，然後形成強有力的帶動部門，投資率包括當時蘇聯的援助，顯著超過了10%。同時有一個非常負責任的從事計劃經濟活動的行政部門，來指揮部署全國的經濟增長。如果按照1952年起飛，二三十年的持續發展，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起飛就應該完成了。

但是我們所有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不能說已經實現了起飛，雖然投資率高於5-10%，也形成了強有力的先導部門，主要是重工業部門，但是中國整個結構的特點，還帶有傳統經濟的特徵，80%的人口在農村，分享的國民所得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所以農民極其貧困。農民的貧困就沒有購買力來消化工業品，所以工業的增長也沒有非常厚實的內需的基礎，同時技術包括電力，1978年我們還有很大比例的無電人口，這方面我非常推薦我的同事張維迎老師的一篇網文，叫做《我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

張維迎1959年出生在陝北的農村，當年一直到他上大學，沒有電。衣服是媽媽、奶奶紡織做的，從來沒用過電話。村裏唯一的鋼是鐮刀的刀刃。家庭的鐵都非常少。更沒有內燃機其它現代的一般配置。當時中國還沒有義務教育制，有很多不識字的人口，所以現代技術要擴散，基本條件也不能具備。所以1978年不能看做中國起飛已經完成。

從1978年再往後算30年，中國的起飛是否實現？我想從2008年來看這個問題，分歧是會很小的。因為到2008年時，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持續幾十年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長。10%以上的高速增長意味着投資都在30%左右。假定資本產出率是3%左右的話。這樣的高速增長，強大的帶動部門，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城鄉之間有了新技術擴散的條件，文化、教育、訓練、各地的競爭，都對這個過程起了作用。

所以2008年，當羅納德-科斯用他的諾貝爾獎金，請了大概50位中國的企業家、地方官員、經濟學家到芝加哥開會，慶祝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中國應該說飛起來了，因為次年中國就成為全球經濟第二大，再過一年，中國就成為出口第一大，再過兩年中國就成為進出口第一大和工業產能的第一大。

現在我們轉到羅斯托理論的薄弱環節。羅斯托理論的薄弱環節，在我看來，對起飛後的研究不夠。也許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怎麼讓第三世界實現起飛，實現從傳統經濟走向現代經濟最關鍵的一躍。但是對飛起來以後的經濟，他無論借用的飛行器的模型，還是他對經濟增長後面幾個階段的概括，顯得常常是一帆風順，常常是起飛後就會走向成熟，成熟後就會走向高消費、大消費，然後推進到高品質增長。

中國的經驗證明，特別是2008年以來的經驗證明，飛起來以後的挑戰，可能比起飛還要嚴峻，飛起來面臨的問題，比起飛以前還要複雜。你看我們從2008年，當然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傳染。但是你也可以問啊，為什麼87年美國這麼大的金融，一天道瓊斯為什麼可以掉到500點這種衝擊，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感覺，那是因為中國開始開放進入世界市場。中國的高速增長是跟開放息息相關，但是倒過來，外部的所有波動就會對中國經濟構成衝擊。所以你看08年的衝擊，09年我們就是4萬億。這是應對衝擊當中做的一種反應。4萬億本身要帶來後果，帶來大量的過剩產能需要後面再採取措施。

08年以後我們認為經濟速度可能會穩在中高速，會進入當時非常流行的一個說法叫「新常態」，最後證明不是常態，還是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後來發生過好多事件，從08年以後，四萬億有四萬億的後果，金融市場股災，不同的部門，然後我們再看到雖然我們經濟體總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極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一直懸在頭上。難度在什麼地方呢？難度是經濟已經飛起來了，高速度會帶來所有參與者很高的預期，這時候速度如果再發生變化，或者經濟再發生變化，那對整個經濟主體的心理、行為的影響，比沒有飛起來之前還要嚴重。

你看我們的新常態沒有維持住，然後以為再低一點，5-6的增長應該可以穩住吧，然後就是中美貿易戰，然後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這些當然都有偶然因素，但加到一起，跟日益進入開放流動性極高的經濟基本狀態，它是有內在關聯的。所以我們應該着重討論，起飛起來以後這個經濟怎樣持續穩定。

這方面我看過飛機發明的故事，可能羅斯托都沒有很注意飛機的發明，其實是起飛後的問題大。萊特是飛機飛行器的發明人。其實萊特之前很多飛機都飛起來過，1896年德國有一個發明家叫李林塔爾，他把滑翔器飛起來過2000次，最後摔死了，原因是飛機起飛後不能維持平衡，在不同風向的壓力下，最後飛機失事。萊特是聽到了這個消息，啟發他們對飛機發明進一步做工作的方向。

萊特兄弟是經營單車的，當時開了家單車店，對單車的熟悉，使他明白李林塔爾的失敗不是飛機能否飛起來，而是飛起來的飛機能否在顛簸中保持穩定、平衡。單車很難穩定，因為它只有兩個輪子。所以他是把飛機看做帶翅膀的單車，然後確定研發路線，不是要飛起來，而是飛起來後，在猛烈的顛簸中如何保持平衡。這是飛機發明的故事，我想這個對我們研究經濟也會有類比和類推的啟發性作用。中國經濟現在毫無疑問已經飛起來了，但是飛起來以後面臨的挑戰，我的看法大概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來自開放經濟，窮國與富國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從古典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從大衛·休謨、斯密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因為這兩個人都是蘇格蘭人。蘇格蘭在英國是落後地區，英格蘭是發達地區。合併以後裡面有個緊張關係。英國當時開始遠不如西班牙發達，後來是不如荷蘭發達，後來跟法國較勁，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經濟學家，他是在這個視野當中研究經濟問題的，他們都不是狹隘的蘇格蘭佬兒，僅僅說研究我這塊怎麼富裕。他們是在比較當中、競爭當中看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原來落後的國家跟先進的國家一旦來往，這裏頭會帶來很大的挑戰。你是很低的勞動成本，那裏是較高的勞動收入，一旦貿易打通，某種程度對勞動力出口，那溢價定律就會發生作用，溢價定律如果發生作用，到底是收入高的階層掉下來，還是低收入階層快速地漲上去呢？這裏頭會引發極其複雜的衝突。直到這次中美貿易衝突。你把這個偶然因素去掉，背後的經濟問題，就是窮國富國之間的問題。

其實休謨當年已經覺得製造業是會跑來跑去，他會從工資貴、地價貴的地方向工資低、地價低的地方走。那這個走會帶來什麼影響？資本流動率總是高於勞動流動率。走了以後，原來地方的就業呢？原來地方的工作機會呢？所以你看薩繆爾森到臨去世之前的那篇論文，某種程度就開始修訂李嘉圖的開放自由的貿易方式。他觀察到如果後進國家和先進國家之間都在技術進步，動態當中的技術進步，所以引起動態比較優勢變化，如果一方的變動率，快於另一方、持續地快於另一方，他的結論是一方就會永久損害另一方。

所以這個邏輯背後推不出一個非常樂觀的、可以一直無條件開放的自由貿易的政策。這些問題對起飛以後的中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因為我們雖然經濟總量可觀，但是在最關鍵的技術、最關鍵的領域，還落後於世界先進水準幾十年。如果國際關係持續緊張，先進技術、先進知識的可得性降低，那這個飛起來的經濟要持續地飛，是困難的，何況中間還會發生很多猛烈的顛簸。

第二個大的問題，中國這個飛機是所有以往經濟學家研究增長起飛不同，它的體量極其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飛機。它不但超大，而且內部極不平衡。你看不同階層的收入差，城鄉的收入差，地區之間的收入差，這個現在已經引起了注意，有很多研究。但是收入差在我看來是表面現象，收入差的背後是技術的差別、是產業的差別、是觀念的差別、是科學知識的差別，這個差別是深刻的。

中國今天在不同的地方，雖然中國人在某些問題上看法是一致的，可是如果你深入某些領域你會發現，中國人跟中國的人的看法，比中國人跟外國人看法差距還要大。這個挑戰也會影響已經起飛的經濟體，它在空中做所有動作的基調。因為內部有很大的緊張，內部有很大的壓力。你看我們不要光看美國有銹代，有早年的大英格蘭地區的工業現在已經生鏽了，我們也有東北老工業區啊，我們也有當年很發達現在眼看往下走或者停滯的（地區）。這個問題怎麼處理？這些問題處理得不好，你又已經實現了起飛，那挑戰是非常大的。

第三個問題，要維持平衡同時還要有很大的動力。你在地面運動把速度降緩就可以平穩，起飛的經濟你把速度降下來會有很大的挑戰。中國經濟需要有持續的、強有力的動力，否則我們那些還落後的尖端部門，是沒有力量、沒有資源往上爬的，同時要維持平衡，維持總量之間、金融產業之間、地區之間的平衡，這是一個難度極大的挑戰，所以這些方面的壓力和衝力，並不能保證像托羅斯講的那樣完成起飛之後一定會走向成熟，一定會走向高品質生活，中間可能還會有波折。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這些挑戰，面對這些挑戰，爭取使我們的研究結果，對中國這架巨型飛機，也包括中國以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這些機群能夠起飛，做出我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