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之:深港之間不應談「贏」 應分享合作

早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接受深圳衛視專訪時提到，不介意人們說香港GDP被深圳反超，期待深港之間深化合作。本周，林鄭月娥又再次回應，競爭力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繼續保留自身優勢，而深圳方面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成世界經濟奇跡，有很多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

針對深港關係，「共贏」、「互贏」是談到深港關係的高頻詞。深圳衛視駐港記者秦玥近日專訪了香港科學院院長、香港科技園董事、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深度參與深港合作的他，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徐立之表示，他更經常說「合作」，而不是「互贏」。

徐立之說，「因為合作的出發點不是要贏，合作的出發點就是分享。」他解釋說，二者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我要贏當然不會全部交代。所以我覺得是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合作，找出可以一起發展的方向。」他認為，香港和深圳之間應放下這種「競爭」的心態，利用創新機制更好地一起做事。

徐立之指出，香港的基礎研究在全世界都有競爭力，但香港沒有製造業支撐，而完善的製造業鏈條恰恰是深圳的長處，深圳還有輻射內地的廣大市場，兩座城市完全可以形成優勢互補。

不過，他同時提醒，深港兩地做事方式有所不同，加強溝通尤為重要。「優勢互補，也要將自己的東西拿出來，這是我的優勢，你怎麼補我呢?我怎麼補你呢?溝通要做好一些。」

為什麼不談「贏」會比較好?

為什麼不談「贏」比較好呢?曾經在2002-2014年間擔任港大校長的徐立之以高校合作來舉例。

2011年3月，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大學在深圳成立香港大學深圳研究院，港大研發工作得以在內地延伸。

「曾經我做校長的時候想過，要做一個項目是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呢?或者只是給一個名，去成立一個研究中心，而裏面做的事情與你完全無關。那是不是將你的強項貢獻給了深圳?當然大家的看法不一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一定要這樣，一定要開放。」

徐立之認為，科技發展需要巨大投入，過分強調競爭會造成資源浪費，相反如果大家互相合作，成功的幾率更高，進而也能推動整個行業的進步。

「如果從為了科技的發展來看，我們要研究芯片這個項目，你這間學校能出些什麼人，那間學校出些什麼人，然後這些研究生、研究員可以互相在裏面結合，大家互相討論，那這才是好事。」

引申到香港與深圳之間，徐立之認為，過分「別苗頭」可能導致無謂的內耗，優勢互補才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功。

「尤其是我經常說合作，其實不是互贏，合作的出發點不是要贏，合作的出發點就是分享。那剛才說的優勢互補，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分享，是吧?所以心態是不一樣的。『互贏』大家就會收着，我要贏當然不會全部交代。所以我覺得是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合作，找出可以一起發展的方向。」

深港合作優勢互補 補的是什麼?

如徐立之所言，香港和深圳應該摒棄「贏」的心態，通過優勢和資源互補，進一步深化合作。

徐立之說，香港有香港的獨特之處，比如法治化環境好，國際化程度、開放程度高。

「這麼多個中國城市裏面，有哪個城市可以用英文溝通完全沒問題呢?就是香港了。當然你說去到上海、深圳，或者其它地方，都可以用英文溝通沒問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這麼適用英文的呢?所以國際城市這個事情，香港說第二，沒人說第一的了。」

在他看來，香港更大的優勢在於基礎研究，這在世界上都具有競爭力，學術領先也是眾所周知。但是如何將學術發現或學術構思投入到應用，內地則有着更大的優勢。

「去了內地，能做到世界一流的創新項目，這些科技的創新，就會帶來好的經濟效益。」

除了應用的短板外，從創新理念到產品變現，香港還缺乏製造業的支撐。「很多原型根本沒辦法做。而深圳及其它的城市有很多的配套。你讓香港的同學做一個原型出來，他沒辦法做，但你在深圳就可以立刻找到人做出來，再裝點東西在裏面，一個新的電子產品就這樣出現了。」

他又認為，深圳的市場潛力極大，完全可以彌補香港在這方面的不足。「深圳的市場已經大過香港的市場了。深圳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周邊的城市，整個國家都是它的市場。」

深港科創合作 亟需消除物理隔閡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深港優勢互補、深化合作的一個重要平台。其中，深圳河南側的香港園區，俗稱河套地區，面積約0.87平方公里;深圳河北側的深圳園區，包括皇崗口岸片區和福田保稅區，面積約3.02平方公里。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也強調要「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2017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全資子公司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全面統籌香港園區的上蓋建設、管理、維護和營運等工作。作為香港科技園的董事，徐立之對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也頗有見地。

他認為，消除物理距離上的隔閡勢在必行。為促進鼓勵深港兩地人員交流，徐立之甚至曾提議，如果無法架橋的話，可以參考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做法，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挖隧道」，通過海底隧道連接兩地。「隧道下面的出入完全沒有問題，但是當然這個太有創意了，需要慢慢來。」

雖然徐立之建議的這條隧道還只是天馬行空的設想，但在政策方面，深圳已經有所行動。8月7日，深圳市政府發布《關於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國際開放創新中心的若干意見》，深圳將通過政策環境、財政體系、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從市級層面全面構建支持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促進深港優勢產業領域展開合作。

徐立之在採訪中也談到，促進科技創新發展，政府除了給予政策和資源，也應該尊重行業或是學界的創意。

「至於發展是哪一個方向，一定是由下面開始的。因為有『進化』這種方法，『進化』其實就是民間或者學界有很多新的創意、新的項目。政府大方向說得也對，但是不可以說，我們一定要做這個，所有都向這個方向做。」

他又鼓勵香港和內地的年輕人在這個過程中勇敢嘗試。

「讓人去試，有一個所謂『進化』。去港深科技園裏面，到科學園、數碼港，或者學校先培養這些人，讓他們先試一下。我現在知道兩個香港的科技園，這些創新中心有很多機會給年輕人去試，相信內地更多。」

什麼是創新?

徐立之鼓勵及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成立更多研究院，他認為不同背景的人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更有助於創新。

「比如東莞松山湖，從一個沒什麼大事發生的地方，到現在有這麼多創新基地，很多學術界的教授們都願意去那裡，和那裡的學生或者是年輕的創業人士交流。交流的互相撞擊，才會產生新想法。」

對於什麼是創新，徐立之的觀點也充滿辯證。

「講到創新意念，多看些別人在做什麼。99%的創新都是抄回來的，加上1%你自己的元素在裏面，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產品。所以眼光的開闊很重要。」

關於「創新」，內地和香港有兩個字詞順序顛倒的表述，也挺有意思。內地常說「科創」，香港則說「創科」，在徐立之看來，「科創」和「創科」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

他說：「香港是創新及科技局，因為它有兩個不同的功能，一個是創新，一個是科技。如果國家只想我們做科技創新中心，那麼就不是創科中心。」

他進一步解釋說，一些創新是不需要科技的，比如企業管理的創新、行政手法的創新等，科技可以幫手，但是不需要一定有新的技術。「譬如香港很多人用『八達通』卡，但『八達通』卡過了這麼久，沒有新的創新元素。而內地用手機，用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那這就是高一級的，用手機做了一個創新。當然其中有很多的科學技術在裏面，但這不是科技的創新，而是利用網上支付的創新。」

至於內地常說的「科創」，徐立之認為，內地常說科技創新，是為了鼓勵在科技領域自主創新。「如果現在的芯片，沒有自己的自主創新，你就不可以在國際上和別人競爭。這是科技的創新。」

徐立之認為，大灣區的人員交流也需要創新，這個創新機制是讓大家如何共事的機制。

「我自己是港深科技園的董事，也和那邊有很多緊密的接觸。在深圳做事的方式和香港做事的方式不一樣。我們落馬洲，要一步一步去做，深圳說要做，就交給一家公司，你去發展吧，你需要什麼政策告訴我，就有很大的空間去發展，所以創新的環境，深圳是好很多的。香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規矩、按部就班在規定裏面做事，就會越收越緊，因為不能出界。但是在全球競爭的時候，就必須有創新的思維，那就一定要有內地經常講的先行先試。」

不過，徐立之同時表示，如果沒了規矩，也可能發生很不幸的事情。「沒有規矩就可以做，所以做得就快很多，但是出事的幾率也會大很多，所以大家互相多些溝通。」

疫情之下疫苗雖有好處 但指望疫苗不如做好自己

徐立之在2002年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期間，推動成立香港大學基因組研究中心。在SARS暴發期間，還曾組織協調了港大對SARS的基礎和臨床研究，促進各研究隊伍的合作，發現了SARS病毒及其中間宿主，為香港和內地醫學界抗擊SARS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作為基因學家的徐立之，也在採訪中談到了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香港疫情反覆，疫情防控仍面臨挑戰。在他看來，「非典」和「新冠」兩次疫情非常不同。

「非典時期，疫苗來了後結果沒有用，因為病毒自己消失了，但這次情況不一樣。病毒會繼續存在，就好像流感這樣，年年都會回來，所以疫苗是有好處的。」他也提醒，疫苗並不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並不是每個人對疫苗都有正面的反應，其實未必會產生抗體。所以很多防疫工作需要接着做，大家要堅持做好個人衞生。」

至於在疫情中，有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專家與政府發生意見分歧甚至相互攻擊的情形，徐立之認為，科學家之間對疫情會有辯論，科學家和政府之間可能也有分歧，但是大家可以關起門來充分討論，而不是在公開場合吵架，不僅搞得自己很尷尬，也讓公眾迷茫。

「專家應該知道自己的責任，他用科學的方法或者醫學的方法來分析事情。而政府也應該了解他們的看法，然後做出一個綜合的決策，提出綜合的做法，而不是掉過頭來把決策權完全交給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