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網記者 和向紅 雲南報道）1930年7月，邊疆青年聶耳從生活了18年的雲南來到了上海，此時他的身份是一個熟悉民族器樂的音樂愛好者、一個商行的會計。5年後的1935年4月他離開上海去日本時，卻已是當時上海影業大有名氣的作曲家了。隨着電影《風雲兒女》的上映，他為電影主題歌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並於1949年9月27日成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這背後，有着怎樣的激越歷程？新出的《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解讀的文本。

《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由昆明市文史館編，人民出版社出版。執行主編王曉潔對本網記者稱，這是目前介紹聶耳生平最真實、最全面的信史。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藤澤鵠沼海濱溺亡後，他的遺物由友人輾轉送回國內並由他的家人、朋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部捐獻給了雲南省博物館。《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課題組重點研究了雲南省博物館館藏的近6000件文物，包括聶耳用過的物品80件、閱讀過的書籍163本、各類練習演奏樂譜104本，聶耳1926年6月至去世前一天的日記，大量的文稿、音樂創作手稿，58封與親友往來書信、拍攝電影做場記時的記錄、為電影配樂的工作筆記、大量的歷史照片、親友的回憶文章、紀念文章，對書中每一個史實進行了反覆對比求證，力求深入研究社會關係和社會文化環境對聶耳產生的影響，用新的視角向讀者介紹了一個真實可近的聶耳。令昆明文史專家欣慰的是，該書出版後，一度位列中國圖書網銷量排名第11位。

聶耳心愿：「寫個中國版的馬賽曲」

聶耳1912年2月15日出生於昆明，原名聶守信，在昆明生活了18年，接受了完整的基礎教育，1928年秘密加入了共青團，因被國民黨列入抓捕名單，1930年7月被迫從雲南出走上海。在上海五年間，創作了《開礦歌》《饑寒交迫之歌》《賣報歌》《打磚歌》《打樁歌》《苦力歌》《畢業歌》《大路歌》《慰勞歌》《鐵蹄下的歌女》等37首曲子。這些反映時代生活的大眾音樂感染了抗日前線的國人，鼓舞了流汗流血的底層勞苦民眾。

1935年4月1日，聶耳被上海國民黨當局列入抓捕黑名單，我黨安排他先去日本再轉道蘇聯。臨行前，聶耳完成了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4月15日赴日本，並於月末將修改好的曲譜寄回了上海。5月9日，《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錄音棚內灌製成唱片發行，唱片編號34848B。電影《風雲兒女》於5月24日上映，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以奔放的革命熱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時代的聲音，其後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影片本身。

1935年7月17日溺水悲劇發生，藤澤成為聶耳「終焉之地」，其骨灰於1937年10月1日安葬在昆明西山。王曉潔在統編《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聶耳的兩個心愿：「一是，1930年聶耳與母親在西山散步時說，如有不測，一定要把他葬於西山；二是，聶耳說一定要寫個中國版的馬賽曲。」王曉潔說，《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留給世界的最後一首曲譜，85年來一直是喚起中華魂的宏大強音！

《義勇軍進行曲》響徹世界

《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專章介紹了響徹世界的歷程：聶耳去世後不到半個月，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中國文藝界為響應號召，提出了「國防文學」「國防戲劇」「國防音樂」的口號。《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防音樂的前奏，以「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的堅定，團結了冼星海、呂驥、任光、劉雪庵、周巍峙、麥新、賀綠汀等一大批音樂家，以大眾化的新音樂擔負起了喚醒、救亡、教育中華民族的使命。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中，愛國人士、社會活動家劉良模先生起到了關鍵作用。1940年，劉良模到美國留學，在當地組織華僑青年合唱團大力推廣中國抗戰歌曲。劉良模結識了黑人著名歌手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並用中英文教他唱《義勇軍進行曲》。據劉良模先生介紹，「從那以後，羅伯遜就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他到美國各地舉行的音樂會上經常唱的節目之一。美國人民也十分喜愛這支歌，他們把這支歌叫做《起來》。後來，我們華僑青年合唱團同保羅•羅伯遜一起錄製了一套中國抗戰歌曲和中國民歌的唱片，唱片總名稱就叫《起來》。出售這套唱片所得的錢，就作為支援中國人民抗戰之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義勇軍進行曲》在東南亞地區廣為傳唱。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及南洋各國的廣播電台也經常播放該曲。蘇聯、法國、捷克等國家，還將《義勇軍進行曲》灌錄成唱片並翻譯成不同語言，很多國家將歌名翻譯為《起來》（CHEE LAI）。

1944年，著名的好萊塢米高梅電影公司根據美國女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的同名小說拍攝了《龍種》（Dragon Seed）。這是一部中國題材的反法西斯影片，講述了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寧靜的小村莊遭遇了燒殺搶掠的暴行，年輕的女主人翁小玉帶領村民不屈不撓、英勇抗爭的感人故事。該片採用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插曲，米高梅公司撥出500美金作為酬謝，並委託中方國際宣傳處轉交聶耳繼承人。「該處經四方查找，得知聶耳的生母彭氏尚健在，居住在昆明。聶母得知此事後，請陳鑄律師出具了身份證明書，函請該處代向美國米高梅公司洽領，說這筆籌款將全部作為修整聶耳墓地和印刷紀念冊之用。」1945年1月27日，重慶《新華日報》以《米高梅公司酬謝聶耳名曲》為題報道了此事。1944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美國廣播電台選編了「盟國勝利日凱旋之歌」，《義勇軍進行曲》入選，成為了一首名副其實的世界反法西斯戰歌。

歌詞不改，成為代國歌

1949年6月，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共設6個小組分別進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各項準備工作。其中，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和沈雁冰任副組長的第六小組，負責擬定新中國國徽、國旗和國歌方案，併為此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除了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當時文學、美術和戲劇界的大師外，還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和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但從7月15日在《人民日報》刊登徵集啟事，一直到8月20日，雖然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卻都不夠理想。

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聽取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意見。座談會上，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一部分委員提出需要修改歌詞。周恩來表示，就用原來的歌詞，他說：「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最後，毛澤東拍板，歌詞不改，與會者一致贊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毛澤東、周恩來和與會者一起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座談會在這首激蕩人心的歌曲中結束。

9月27日的政協大會上，通過關於國旗的議案，也通過了關於國歌的議案。全體代表一致同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動升旗電鈕，伴隨五星紅旗冉冉上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國歌的《新華社答讀者問》，原文如下：「《義勇軍進行曲》是十餘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鬥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國歌立法 列為《基本法》附件三

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獲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於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2017年11月4日，經第十二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

2018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就國歌法提出並推動相關本地立法工作。2019年1月，特區立法會完成《國歌條例草案》首讀程序；2020年5月28日晚，香港特區立法會二讀通過《國歌條例草案》，《國歌條例草案》進入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2020年6月4日，香港立法會三讀《國歌條例草案》，獲得通過。6月11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款簽署經特區立法會通過的《國歌條例》。該條例於6月12日正式刊憲實施。

《國歌條例》中列明：香港學生要學唱國歌侮辱國歌的行為一經定罪，可被判處3年監禁並罰款5萬元。各項官方宣誓儀式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司法、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都要奏唱國歌，9類升國旗儀式包括官方舉辦的七一及國慶升旗禮、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也屬於奏唱國歌的場合。此外，教育局還將就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引，學生要學唱國歌，學校要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及精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