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一本文學期刊,能夠走多遠?
1956年,《作家》雜誌的前身《長春》創刊。1983年,刊物由《長春》更名為《作家》。這一更名,意味着辦刊視野不再局限於地方,而是將目光投向全國文壇。時至今日,《作家》已走過七十年。
11月21日,推動吉林文學高質量發展暨《作家》雜誌創刊70周年主題系列活動在長春舉行。站在七十年的時間坐標上回望,《作家》的發展歷程,折射的不僅是一本文學期刊的成長,更是一個地區如何突破地域邊界、以文學參與全國文化建設的探索。
打破地域邊界 走向全國文壇
1983年,《長春》更名為《作家》,並非一次簡單的名稱調整。身處東北,如何辦出一本文學界認可、能夠參與全國文學討論的刊物,是當時辦刊者面對的現實問題。
《作家》主編宗仁發回顧這段歷程時提到,當年更名也曾遭遇質疑,有人認為刊物取名《作家》有「僭越之嫌」。但辦刊團隊最終頂住壓力,堅持以全國視野組稿、選稿。1985年4月,韓少功在《作家》發表《文學的根》,提出尋根文學主張。此後,韓少功曾感慨,這篇文章發表在「偏處一隅的《作家》雜誌上」。
「偏處一隅」既是地理位置的描述,也折射出當時地方文學期刊爭取全國影響力的現實處境。但《作家》並未因身處東北而收窄視野。20世紀90年代,刊物持續推出莫言、余華、格非、蘇童、劉震雲、遲子建等作家的作品,成為先鋒文學的重要陣地,也參與了尋根文學、第三代詩歌等文學潮流的討論。
這種影響力並非僅靠名家作品積累。畢飛宇《哺乳期的女人》、徐坤《廚房》、潘向黎《白水青菜》先後獲得第一、第二、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格非《江南三部曲》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今年,刊物首發的全勇先中篇小說《秘密》又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2014年,《作家》獲得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宗仁發同時獲得優秀出版人物獎。
這些作品和獎項背後,是一本文學期刊長期形成的專業判斷力。文學期刊的價值,不只是為作家提供發表平台,更在於發現尚未被廣泛看見的寫作者,判斷作品的文學潛力,並通過編輯、發表和後續傳播,讓作品進入更廣闊的文學現場。
宗仁發認為,《作家》能夠保持影響力,與長期堅持文學探索和創新有關。新世紀以來,刊物率先進行改版,在東北地區辦出彩版印製的純文學雜誌;在內容上,則持續刊發名家作品、關注文學新潮,並通過專欄和專題策劃擴大作品影響。這些探索說明,地方文學期刊要走向全國,不能只依靠地域特色,更要以作品質量和專業水準建立自己的辨識度。
深耕青年培育 夯實文學根基
如果說主動求變奠定了《作家》在全國文壇的影響力,那麼對青年作家的持續關注,則構成了這本刊物延續生命力的重要基礎。
宗仁發在採訪中談到,《作家》與不少作家之間建立了長期而深厚的關係,從他們初學寫作時便給予關注和支持,在創作遇到困難時提供發表平台與精神鼓勵。這種長期陪伴,使雜誌與作家之間形成了超越單次約稿的信任關係。不少作家有了新作品,會優先考慮交給《作家》。他還提到,蘇童曾寫信表示,要用作品「霸佔我們的版面」,即使面對多家刊物約稿,仍然願意選擇《作家》。
在宗仁發看來,辦刊不只是編輯刊物,更要成為作家的朋友,讓作者覺得這裏是可以託付作品、安放創作初心的地方。雜誌與作家之間建立真誠的信任,彼此激發,才能形成具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文學共同體。
這種理念也體現在《作家》長期的青年作家培養實踐中。20世紀90年代,《作家》與《鍾山》《大家》《山花》聯合舉辦「聯網四重奏」活動,推舉青年作家。後來,不少當年入選的作者成長為文壇中堅。此後,刊物又通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專號,以及「名家推薦」「處女作」「作家小輯」「青年作家專輯」等欄目,持續為年輕作者提供發表機會。
「《作家》理應承擔建設北方文學高地的使命,但文學高地不能僅僅體現為區域影響力,更要在全國範圍內確立地位。只有吸引吉林本土及全國優秀作家匯聚於此,形成有影響力、號召力與吸引力的平台,才能真正成為高地。」宗仁發說。
回應數字變革 守護原創源頭
當前,閱讀方式和傳播生態正在發生變化。移動互聯網推動信息傳播提速,短視頻、網絡文學等內容形態不斷豐富,傳統紙質文學期刊也面臨讀者分流、傳播渠道變化等現實挑戰。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則進一步引發關於文學創作、原創價值和人類表達的討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純文學還有多大空間?宗仁發認為,純文學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價值。
「純文學是文化鏈條中最根本的原創環節,它為影視改編、其他文化產業提供源頭活水,因此我們必須守護好這條文化河流的上游,確保優質創作源源不斷。」宗仁發表示。
這一判斷觸及文學與文化產業之間的深層關係。影視、出版、數字內容等文化產品可以擁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優秀的原創故事、人物塑造和情感表達,始終離不開長期的文學積累。文學不僅是獨立的藝術創作,也為其他文化形態提供內容資源和精神內核。如果過度追逐即時流量,而忽視原創作品的培育,文化產業也將面臨內容同質化、創新動力不足等問題。
因此,文學期刊面對的並非簡單的紙媒與新媒體之爭,而是如何在傳播方式變化中繼續發揮原創內容發現和培育的作用。「《作家》正在通過青年作家專號、每期設置青年作家小輯、邀請評論家撰寫評論文章等方式,常態化扶持新人,並計劃藉助『時代文學獎』系統性發掘青年創作力量,為其提供創作支持與成長環境。」宗仁發說。
與此同時,文學作品也需要突破紙面邊界,尋找更多傳播和轉化空間。吉林省持續打開「文學+」融合發展格局,主動鏈接影視媒體、數字文化、文旅產業,完善IP發掘、打磨、孵化、轉化、傳播全鏈條體系,推動文學原創力同傳播力深度融合。
《作家》已有多部作品實現影視轉化,包括電影《有話好好說》《一九四二》《天下無賊》《綠茶》及電視劇《我們的父親》等。宗仁發也提出,未來需要在優秀原創作品之外,加強後續轉化和延伸開發,推動文學與高校創意寫作、影視改編、圖書出版形成聯動機制。
但文學IP開發不能簡單等同於商業變現。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影視、戲劇等藝術形式的源頭,首先在於其對人物、社會和時代的深刻觀察。只有作品本身具備思想價值和藝術感染力,跨媒介轉化才有持續生命力。對《作家》而言,守住文學品質與探索傳播創新並不矛盾,關鍵在於不能以流量取代作品本身的價值。
立足吉林沃土 拓展國際視野
一本文學期刊的七十年,也可以成為觀察一個地區文化發展的窗口。
吉林擁有豐富的文學資源。長白山的自然生態、東北工業發展的歷史記憶、黑土地上的鄉土生活,以及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的現實圖景,都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厚素材。但資源豐富,並不意味着自然形成文學高地。真正的文學高地,需要持續產生有思想、有藝術價值、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的作品,也需要形成能夠吸引全國優秀作家和青年創作者的開放生態。
宗仁發認為,東北題材作品要真正打動外地讀者,不能停留在風景展示和地域符號上,更重要的是將地方經驗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情感表達。東北的黑土地孕育了豐富的情感表達方式和深厚的歷史記憶,只有深入呈現人在特定土地上的生存狀態、命運選擇與精神世界,才能讓地方故事與不同地域讀者產生共鳴。
從這個角度看,吉林文學既要扎根本土,也要超越地域。對地方生活的深入書寫,不是限制文學表達的邊界,而是形成獨特文學氣質的基礎。只有把地域經驗轉化為具有普遍感染力的文學表達,吉林故事才能真正走向更廣闊的讀者群體。
在對外傳播方面,《作家》也在拓展國際文學交流。「雜誌一直關注東北亞以及韓國、日本的文學創作,同時關注亞洲、歐洲、美國等地的文學動態,並重視海外華人作家群體的中文創作。」宗仁發補充道,未來還計劃推進中日青年文學雙年交流活動,並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更多專題交流機會,推動中外文學作品互推及研討對話。
這也意味着,吉林建設北方文學高地,不只是要讓更多吉林作家走向全國,也要讓全國乃至海外優秀創作者關注吉林,讓這片土地上的故事通過文學獲得更廣泛的理解。文學的國際傳播,不能僅僅依靠地域文化符號,更需要對人的命運、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深刻表達,跨越語言與地域的隔閡。
七十年,對一本文學期刊而言,是一段值得珍視的歷史;但對文學事業而言,更重要的是下一個七十年能夠留下什麼。
《作家》從《長春》走向全國,靠的不是地理位置的改變,而是辦刊視野的打開、文學品質的堅守,以及一代代編輯和作家的長期耕耘。今天,面對新的閱讀生態和文化傳播格局,這份經驗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文學高地從來不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只是一個榮譽稱號。它最終要由作品說話,由作家支撐,由讀者檢驗。
偏處一隅,不意味着甘於一隅。對於吉林文學而言,七十周年既是回望來路的時刻,更是重新出發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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