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 美國中期選舉 選民對特朗普投不信任票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已經成為針對特朗普政府執政表現的一次集中問責。在這次選舉中，在野的民主黨在德克薩斯、堪薩斯、俄亥俄等共和黨重要陣地取得突破，贏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將奪取國會控制權。共和黨同時控制白宮與國會的政治格局，已基本確定轉為由民主黨控制國會兩院多數的格局。

這場選舉的意義超出了通常的執政黨中期選舉失利。民主黨的勝勢越過傳統搖擺地區，進入共和黨長期佔優的州份，顯示不滿情緒具有較廣的地域基礎，堪稱一場對本屆美國政府的不信任表決。所謂「不信任表決」，指的是選民通過改變國會力量對比，對現屆政府的政策方向、治理績效和權力運用提出政治問責。它不會直接終止總統任期，卻將顯著提高白宮繼續推行原有議程的成本。

生活成本是選民考慮關鍵

生活成本是這次問責最直接的基礎。路透社引述民調機構SSRS為美國多家媒體開展的出口調查指出，接近九成選民把生活成本列為影響投票的關鍵或重要因素。對普通家庭而言，政府公布的增長指標、資本市場表現和產業投資規模，都需要經過工資、房租、食品、醫療及能源賬單的檢驗。即使通脹增速放緩，既有價格水平也可能繼續擠壓實際購買力。選民感受到的經濟壓力，與政府宣傳所描述的產生差距，政府執政信用就會受到侵蝕。

這也解釋了經濟議題為何能夠穿透部分黨派認同。選民未必認同民主黨的整套綱領，卻可能希望通過更換國會多數黨，迫使現屆政府調整政策。關稅、財政安排、能源政策及對外衝突，只要被認為增加了家庭負擔，就可能進入同一條政治問責鏈條，即使執政者想把複雜的物價壓力歸咎於外部因素，也不能對選民構成說服力。

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爭議，則為這條問責鏈條增加了新的內容。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學院11月2日發布全國概率抽樣調查，顯示接近三分之一受訪者將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列入美國面臨的三項最重要議題之一。76%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人工智能監管不足，77%認為政府對數據中心監管不足。這裏反映出民眾的焦慮：技術發展利益由誰獲得、基礎設施成本由誰承擔，以及社區能否參與決策。

對大型科技企業而言，數據中心意味着算力、投資和競爭優勢；對周邊居民而言，關注點可能是電網擴建費用、電價、用水、土地及生活環境。當產業發展的收益與地方承擔的成本缺少可信的協調機制，技術投資便容易轉化為分配爭議。俄亥俄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謝羅德‧布朗、德克薩斯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的競選廣告，都把數據中心與居民電費聯繫起來，說明民主黨已經主動將這一議題納入生活成本敘事。從最終的結果看，這一議題強化了部分選民對於現屆共和黨政府偏向大型資本、忽視社區成本的疑慮，使民主黨推動技術治理成為吸引選民的賣點。

美國政治進入權力重新分配階段

選舉之後，美國政治將進入權力重新分配階段。新一屆國會就任後，民主黨能夠利用委員會、聽證、調查和撥款程式，加強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參議院多數地位，也將增加其對政府及司法提名的影響力。預算、稅收、醫療保障、移民執法和科技監管，預計都會成為行政與立法部門角力的重點。

這種制衡具有明確的制度邊界。總統仍掌握否決權，參議院一般立法「終結辯論表決」通常需要60票，推翻總統否決則需要兩院分別達到三分之二多數。因此，現時即使民主黨取得國會多數，也不能全面逆轉白宮政策。更可能出現的局面，是部分議題有限妥協，部分議題長期僵持，同時伴隨行政措施、國會調查與司法訴訟的相互交織。民主黨如果只強調阻擋政府施政，卻無法改善民生，也可能迅速面臨新的失望情緒。從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表態看，至少已體現出妥協的姿態。

外交領域同樣面臨更多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國會權力變化可能加強對軍事行動、對外援助和相關撥款的審查，促使政府更加重視對外政策的國內成本。然而，總統在外交執行及行政決策方面仍具有較大空間。國內受挫之後，白宮既可能尋求可展示的外交成果，也可能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以鞏固支持者。兩種路徑都有現實可能，具體取決於經濟走勢、黨內壓力及國際局勢。

對於中國而言，現時須做好應對不確定性帶來短期衝擊的準備。美國兩黨在貿易、技術、安全和產業政策上的競爭，仍可能推動限制措施延續，甚至形成新的政治壓力。選舉結果帶來的潛在變化，更多體現在政策工具、推進節奏和決策約束上。中方要做的，仍然是回到基本面，依據具體行動判斷合作空間，維護正常經貿與科技交流，堅決反對美方干涉中國內政，同時保持溝通渠道，防止美國內部政治競爭向外輸出風險。

總統選舉競爭格局提前重塑

202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競爭格局，也將提前重塑。按照美國現行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總統當選次數不得超過兩次，特朗普無法通過再次當選延續總統任期。共和黨因而需要同時面對政策調整和接班競爭：潛在參選人既要爭取特朗普支持者，又要證明自己能夠吸引中間選民。此次共和黨於中期選舉失利愈被歸因於執政路線，黨內圍繞延續與調整既有政策的爭論就可能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