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穗)當科學與技術重新定義一切,美是否仍是文明的必需品?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在新着《美學的純金度——中國藝術散論》問世之際拋出的時代之問。近日,在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深圳校區舉行的第十二期「灣區大師講堂」上,金耀基與聽眾展開了一場橫跨社會學、美學與藝術的多維對話。在他看來,「美學的純金度」不是一種風格,而是時代中的一把尺——它量的不是技法高下,而是美在文明中的位置以及文明的高度。
藝術若不追求美 文明則失去仰望的姿態
金耀基認為,丈量美,要先丈量文明的高度。「任何文明,假如有資格被稱為一種文明的話,必有三大價值領域——真、善、美,若少了美,文明便是殘缺的。」這一框架其來有自。金教授分享稱,1750年鮑姆加通出版《美學》,標誌美學作為獨立學科正式誕生;康德將求美納入三大批判,與求真、求善並立。而中國傳統中,把美安放於「善」。金耀基續指,孔子聞《韶》以「盡善矣,盡美矣」作評,《說文》中美與善也本為同義。
提到近百年來藝術與美的關係轉折,金耀基指出,當1917年杜尚把作品《泉》送進美術館,藝術與美一度分家,而美國藝評家金博爾語氣更重:藝術沒了美,不只是詞語的自相矛盾,也是失敗藝術的一個表徵。金耀基在分享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一旦藝術不再追求美,文明就失去了它向上仰望的姿態。」
現代化與大學:兩條學術主線共聚「美」的終點
以社會學家身份談美,金耀基認為並非跨界。講座中他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書寫有兩條主線,走到盡頭,都通向一個「美」字。
一條是中國現代化研究。1966年,三十歲出頭的金耀基出版《從傳統到現代》,由此開啟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長期研究。在他看來,中國現代化有兩個目標,救亡圖強以及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前者已完成,後者還在進行。」但他強調,現代化不等於告別傳統。「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我們不可也不能割除傳統」,金耀基表示,「進入傳統而出於傳統,這才是中國的現代化。」
另一條是大學研究。1975年訪問劍橋後,金耀基寫出《大學之理念》。他指出,當下的大學課程裏九成以上屬於科學,人文被邊緣化。「但大學更應是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主體,知識不能完全限於科學,不能完全限於真,也必須考慮真善美。」
中國藝術的百年變局:從「最後一筆」到「文藝復興」
分享會下半場聚焦中國藝術百年轉型脈絡。金耀基談到,20世紀初西方文化強勢東來,「什麼是藝術」的定義權掌握在西方,八大藝術體系成為評判標準。而溥心畬的離世,更被評論視作「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甚至延伸至對中國傳統文化衰落的判斷。但金耀基表示,他在所謂「衰落」中看到的,是一個新的尺度——新文化發展周期的開始。
金耀基認為,「新周期」首先表現為藝術史觀的變化。他例舉稱,中國有世界級的雕塑遺存,也有零星留名的工匠,但長久以來沒有一個以「藝術家」身份進入史冊的雕塑家。但西方文化抵達東方後,像朱銘、吳為山這樣的世界級雕塑家才再不被視為普通匠人。然而在金耀基看來,傳統派與西方派都不是新文化發展周期的主流,真正的主流是中國藝術的現代派。
金耀基表示,現代派之所以成立,關鍵在於中國主體性的回歸。他認為,當自身文化資源需要補充時,西方的文化資源是合適的選擇對象,但不能完全導向西方。「所謂古為今用,西為中用,就是這個意思」。
這種主體性,在百年藝術實踐中已見脈絡:朱銘、吳為山以中國氣韻入現代造型;趙無極的抽象畫雖受西方文化影響,但其深層意識來自中國「老莊」。而當中國作家拿下諾貝爾文學獎,便不再是「以西方標準證明自己」,而是中國敘事進入世界文學秩序。金耀基說,如果五四運動後的五十年代表着中國文化的啟蒙運動,那麼21世紀之後中國迎來的是「文藝復興」。「這是中國三千年來最大的變局,不只是文化的變局,是一個文明的變局」。
美學的當下:深港雙城氣質與「技術的人文主義」
對談中,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深圳校區執行主任閆肅博士向金耀基拋出雙城之問: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氣質有何不同?金耀基表示,深圳作為規劃出來的城市,GDP已超過香港,且早已實現他早年提出的「要有五間以上大學」的目標,但城市氣質的沉澱還需要時間。而香港目前多所大學世界排名保持領先,且保留着自由創作的環境,這是香港的「靈魂」。金耀基認為,深港的雙城氣質剛好契合,而這種強強聯合的格局在世界不多見。
科技與人文是談論雙城氣質時繞不開的話題。金耀基引用羅素的話:科學使我們了解世界,技術使我們改變世界。尤其對於AI技術,金耀基坦言驚嘆其能力。但在技術的自主審美能力上,他認為審美代表着判斷力與品味,「目前為止AI不會做、做不到,我也希望它做不到」。分享會的最後,金耀基借「技術的人文主義」這一主張點明——科學可以價值中性,技術卻不行,正如造橋造車都要考慮安全的問題、美觀的問題。而人之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根基不在知識,而在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在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而這也是科技時代的文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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