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西安報道)指紋是人類手指末端皮膚上的凹凸紋路,由於指紋重複率極小,大約150億分之一,故其也被稱為「人體身份證」。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與山東大學考古學院合作,在國際文化遺產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遺產雜誌)上發表了關於秦兵馬俑製作者年齡與性別構成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員通過遺留在秦俑上的指紋印痕,首次以量化的生物學證據表明,秦俑生產是以成年男性為主,女性與未成年人亦可能也參與了俑體製作、搬運或組裝等工序。
秦代工匠無意間留下指紋印痕
秦始皇帝陵園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史稱「麗山園」。目前己發現數百萬平方米的建、構築物基址,600餘座各類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墓,發掘出土包括兵馬俑、銅車馬、石鎧甲、青銅水禽等各類珍貴文物萬餘件。其中,秦兵馬俑坑發現於1974年,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三個兵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總面積2萬多平方米,坑內放置與真人真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馬7000餘件,真實表現了秦代軍隊的軍陣布局。每尊俑形象寫實,神態各異,可謂是「千人千面」。
早前研究業已表明,秦俑製作匯聚了大量的工匠。在製作秦俑的過程中,工匠們的手指直接按壓於還未晾乾的陶胎,無意間在頭部、鎧甲、手臂等部位留下了指紋印痕。這些指紋歷經兩千多年,一直留存至今,不僅成為古人和今人「隔空對話」的載體,也是反演製作者生物特徵最直接的材料。
從23件陶俑提取79枚指紋樣本
史書文獻記載,秦朝建立後,秦始皇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鼓勵發展農業生產,鼓勵手工業者,秦朝的手工業也因此較為發達。多年來,關於秦兵馬俑製作者的年齡和性別,一直是秦代手工業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而基於傳統認知,一個長期流行的假設是:秦俑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是由成年男性工匠承擔的。
據悉,秦兵馬俑發掘50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俑身上發現了「宮」「大匠」和「咸陽」等陶文。經過深入研究,業界認為,這些陶文所表達的信息,可能更多指的是製作陶俑的作坊。雖然這些陶文明確了俑坑生產的多作坊、標準化模式,但對作坊內部勞動力的年齡與性別構成,學界始終缺乏來自陶俑本體的直接生物學證據。
此次,聯合研究團隊引入近年來新提出的貝葉斯混合模型方法,對秦始皇帝陵兵馬俑一號坑T23探方出土陶俑上保存的古代指紋,進行了群體層面的年齡與性別推測。研究人員從23件陶俑上提取了指紋印痕,通過超景深三維攝影測量,共獲得91枚候選指紋。其後,研究人員將同一俑上判為同一人重複捺印的指紋予以剔除,最終獲得79枚獨立指紋樣本。
秦俑可能並非由成年男性單獨完成
在對79枚指紋進行系統研究後得出的結果,也徹底顛覆了長期流行的「男性製作兵馬俑」假設。研究發現,群體層面,成年男性、女性和未成年人均可能都參與了秦俑的製作。其中成年男性指紋約佔45.0%,成年女性指紋約佔32.7%,15歲以下未成年人指紋約佔22.3%。這一結果首次以量化的生物學證據表明,秦俑生產是以成年男性為主,但可能並非由成年男性單獨完成,女性與未成年人也可能參與了俑體製作、搬運或組裝等工序。
2011年至2013年,考古工作者對秦始皇帝陵K9901陪葬坑進行了整體考古發掘,出土百戲俑近30件。和一、二、三號坑中的兵馬俑截然不同的是,這些專供秦代宮廷娛樂活動的百戲俑造型風格獨特,製作難度相對比較高。秦代工匠在塑造百戲俑時,充分運用了塑、堆、捏、貼、刻、畫等技法,使陶俑的體、量、形、神、色、質等藝術效果得以充分展現。2022年,在修復其中最為奇特的「仰臥俑」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枚指紋印痕,通過比對指紋數據庫, 推測製作這尊百戲俑的工匠或為青少年。
此次聯合研究團隊的成果,也清晰反映了秦俑製作者的年齡結構。其中成年男性指紋的年齡峰值約為20歲,成年女性指紋的年齡分布呈右偏態,峰值集中於青年階段。未成年人指紋則佔比達22.3%,這也與秦代學徒制度下青少年隨工匠輔助作業的歷史記載相符。
指紋學結論與多來源考古及文獻證據形成互證
秦俑戰陣氣勢磅礴,但當年秦人如何完成這樣的浩大工程也引發很多猜想。秦俑遺留指紋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本次基於指紋學得出的結論,與多來源考古及文獻證據形成互證。首先,79枚指紋在俑體上的位置分布各有不同,其中頭部28枚、鎧甲部位27枚、手臂16枚、手部4枚、領甲3枚、足部1枚。指紋按其形成機制又分為兩類,其中表面指紋73枚,系工匠在塑造、修整濕胎過程中直接按壓形成;浮雕指紋6枚,系甲釘、腰帶等預製成型泥飾粘貼時由握持動作形成。這些指紋在秦俑頭、臂、鎧甲等分體預製部件上的集中分布,與已知秦時兵馬俑「模塑結合、分件組裝」的生產模式得到相互印證。
其次,此次研究通過指紋明確得出成年男性、女性和未成年人參與秦俑製作的群體比例。這與秦代以15歲為成年界限的傅籍與服役制度、女性刑徒「春」「白粲」「隸妾」參與土方工程、未成年人「小隸臣妾」等勞動折算,以及官營手工業「工師善教之」的學徒培養機制,為女性與未成年人參與大型工程提供的制度背景相符。此外,秦兵馬俑「物勒工名」陶文所見的「宮水」「右司空」「大匠」等,則顯示兵馬俑製作工匠來源多元、身份分層。西安臨潼鄭莊出土的鐵頸鉗與腳鐐、修陵人墓地銘文,以及臨潼山任村亂葬坑等遺存,亦從考古實物層面印證修陵勞動力構成的複雜性。
女性指紋也並不等同女性工匠
雖然指紋研究成果與文獻和多項考古成果相互印證,但研究團隊在公布的成果中也特別指出,此次研究所得比例為群體層面的統計估計,而非對單枚指紋所屬個體的身份指認。貝葉斯模型輸出的是後驗概率分布,因此也不能把「32.72%的成年女性指紋」直接理解為「32.72%的女性工匠」。
研究認為,這些指紋數量與工匠人數並非一一對應,因為同一工匠也可能會留下多枚指紋,不同工匠留下指紋的概率也不相等。技藝生疏的學徒或輔助勞動力可能更依賴手指直接操作,從而更易留下指紋,這也會影響比例估計。此外,一號坑T23探方只是局部區域,未必代表整個秦陵工程。因此,相關結果應視為基於現有樣本的估計,而非絕對精確的真實比例。
據悉,秦俑遺留指紋最新研究成果的公布,對重新認識秦代作坊的性別分工、學徒制度與勞動力徵發體系具有參考價值,也為後續在一號坑其他探方、二號坑及K9901等陪葬坑,開展大樣本指紋人口學研究奠定了方法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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