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推展紅色教育可從「親身落場」做起

文／張美雄

日前，辦事處組織了近百名將軍澳街坊參與張家界體驗團，參加一場紅軍主題的沉浸式體驗。穿紅軍衣、模擬當年國共內戰的戰鬥場景。說實話，出發前筆者亦有幾分忐忑：擔心街坊抗拒，擔心場面尷尬，擔心近百人帶着近百種懷疑去，帶着近百種沉默返回。

結果出乎意料。大家不但全情投入，還直呼好玩。返回香港後，街坊對此沉浸式體驗亦未忘懷。有街坊向筆者分享當日的場景，有人在追問歷史細節。一位平日不太談政治的街坊對我說：「原來可以咁好玩。」

這句話令筆者反覆想了很久。「好玩」兩個字，恰恰點出了香港推動紅色教育一直以來的難點。

過去談紅色教育、愛國教育，往往先想到「內容夠不夠準確」「論述夠不夠全面」，於是形式也跟着走向莊重、嚴肅、單向。坐着聽講座，站着看展板，流程偏重形式，無可挑剔。但問題恰恰在這裏：內容正確，不等於入腦入心。對香港市民而言，尤其是成長於資訊爆炸年代的年輕一代，單向灌輸天然觸發距離感。問題從來不在國情內容本身，他們並非毫無興趣，而是在於「被灌輸」的姿態令人卻步。

張家界的經驗給了一個反證：同一段歷史，印在書上是幾行字，穿在身上走進場景是一記重錘。先有體驗，再有好奇，然後才可能有理解與認同。這個順序不能倒轉。筆者在清華兼讀期間曾隨課程到紅旗渠考察，站在太行山下聽講解員說當年林縣人一錘一錘削平山頭的故事，那一刻的觸動，遠比課室裏任何一堂課來得直接。但紅旗渠終究是別人的故事，隔了一層；張家界那近百名將軍澳街坊的反應，才是屬於香港的實證。

那麼，香港應該如何推動紅色教育？關鍵在於三個「轉向」。

第一，從「單向宣講」轉向「體驗先行」。張家界的沉浸式體驗之所以成功，在於它把歷史從「告訴你什麼」變成「讓你身處其中」。香港其實不缺紅色資源。以西貢為例，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是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烏蛟騰村曾是港九大隊活動根據地，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在地歷史。但目前這些景點零散、缺乏串連、交通不便，街坊要去一趟不容易，更談不上「體驗設計」。如果當局能夠整合這些資源，設計成可步行、可體驗、可參與、可互動的研學路線，而不是一塊碑加一個解說牌了事，效果會截然不同。

第二，從「劃一安排」轉向「按群體分眾」。那近百名街坊的反應讓我明白一件事：不同群體需要不同的入口。例如：街坊好動，沉浸式考察最能打動他們；青年需要互動，場景化的體驗加上社交媒體分享的設計，能讓參與者自動成為講述者；專業人士側重思考，議題式研討比穿軍衣更適合他們。與其用同一套方法招呼所有人，不如承認差異，各得其所。筆者在西貢區內籌辦國安教育活動時也有類似體會，用音樂嘉年華、攤位遊戲、貼近生活的例子切入，街坊的接受程度遠高於端坐一堂的講座。

第三，從「活動數量」轉向「人心檢驗」。辦了多少場、動員了多少人、達標率幾成，這些數字證明的是「辦過」，不代表「入心」。真正的試金石，是街坊會不會在回程路上主動討論，會不會回家後跟家人覆述，會不會下次主動報名再來。張家界那近百名街坊，回程時意猶未盡，在筆者看來比任何一份成效報表都更有說服力。若要把這種檢驗制度化，不妨在活動後追蹤街坊的自發分享與再參與率，讓「人心」成為設計下一場活動的依據，而非事後點綴的註腳。

紅色教育不是要把街坊請進課室，而是要把國家帶到他們面前。這條路需要創新，而創新的前提，是願意承認「偏重形式」的方式已經不夠用。近百名將軍澳街坊穿着紅軍衫笑出來的樣子，比任何一份宣傳單張都更有力地說明了：先讓人願意走近，人才可能真正走進。

（作者為西貢區議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