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對話蔡宗齊 讓西方人「讀懂」中國詩歌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向中文世界讀者介紹蔡宗齊教授的學術成就，多少有點費周折。

1998年春，首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受邀來訪的柏林廣播交響樂團在人民大會堂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馬勒的代表作《大地之歌》。這首大型交響樂作品，靈感來自德國詩人漢斯·貝特格根據法國詩人戈謝等的法語譯本轉譯的詩集《中國笛》。樂曲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名為<寒秋孤影>和<青春>，馬勒特意注明，是戈謝根據翻譯的中國唐詩所創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曾專門指示：「盡快把德國藝術家演奏的兩首唐詩搞清楚。」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場有特別意義的破譯工作由此拉開帷幕。不過，除了普遍認為第二首詩作者是唐朝詩人錢起外，圍繞第三首詩及作者是否為李白的原作之辯，迄今仍是一樁尚無定論的文壇公案。

以上這則看似不相干的有趣案例，正是東西方間因語言文字的巨大特性差異、以及翻譯誤讀而造成的文化隔閡之一。

西人習漢語識漢字已不易，想理解中國古典文化更困難重重，而幫助有興趣的西方讀者不僅會朗讀中國古典詩詞，並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國詩詞創作的內在規律，更猶如「mission impossible」，但這正正是蔡宗齊教授讓人敬佩的畢生事功所在。

蔡宗齊，1955年生於廣州。父親蔡文顯是梁實秋、吳宓的弟子，長期在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任教，是英國文學史、英國文學戲劇專家和翻譯家。蔡宗齊幼承庭訓，1977年考入中山大學英語專業，1984年獲全額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於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士畢業後在美從教30多年。他出版中英文著作數十種，包括《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中國歷代文論要略》等。「開展全面的、多階的歸納研究，力圖解釋中國古代文論內在體系」，是蔡宗齊青年時代即立下的宏願。當時他就讀英美文學專業，但堅持旁聽中文系課程，是詞學家和《文心雕龍》專家邱世友教授的私淑弟子，「他（邱世友教授）最感興趣的是T.S.艾略特《聖林》和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兩書。他對劉書酣暢的褒貶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讓我冥冥中感覺到，劉先生未竟的事業將是我終生的學術追求。」

個人研究之外，蔡宗齊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2008年、201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主編出版了《如何閱讀中國詩歌》（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兩卷本教材類著作。這套書突破了過去英語世界編寫中國詩歌選集的體例，把英文譯詩、拼音注音、聲律標註、詩體總述、146篇名詩的提要賞析融為一體，成功跨越了一直阻礙英語世界裏中國詩歌教學發展的四重鴻溝，即：學術研究與教學、英文翻譯與原文、文學與語言教學、詩歌鑒賞與漢語朗讀的截然分開。全套書問世後，在學術界和大眾讀者中獲得了良好反響，受到英語市場廣泛推崇。蔡教授戲稱：「為出版社掙了不少錢。」

2017年，藉《如何閱讀中國詩歌》所積累的良好聲譽，蔡宗齊與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攜手，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撰《如何閱讀中國文學》（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ture）叢書。叢書共十部，涵蓋範圍從詩歌拓展到散文、戲劇、小說、文學理論等，由中外學者編寫。

這套叢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微觀與宏觀研究的創新，以及兩種研究方法的結合。微觀而論，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關鍵切入點，離不開具體作品的細讀，必須從具體文本入手，結合字句音韻，引導讀者品味賞析。宏觀解讀對國外讀者同樣重要，否則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謎團泥沼。兩本詩歌卷從《詩經》《楚辭》以降的各種詩體的歷史脈絡出發，注重中國詩歌的音韻格律，採用羅馬拼音標出唐詩宋詞中的入聲字，向英語世界讀者展現古典詩歌的音律之美。

蔡宗齊教授與嶺南大學有緣。他從小就生活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校園（編者註：嶺南大學1952年遷至香港前位於廣州海珠區康樂村，後為中山大學主校區），鄰居中不乏容庚、梁宗岱等學術名家。他從2013年獲聘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2020年從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榮休後，全職任教於嶺南大學。十多年來，蔡教授以香港為基地，展開與海內外學術同道的緊密合作，與袁行霈教授共同創辦和主編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CLC），並獨自為嶺南大學創辦和主編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期刊《棱鏡：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還主持復刊《嶺南學報》，向海外漢學界、西方文學研究界大力推廣大中華地區的中國文學研究成果。

憑其貢獻，2020年蔡宗齊獲美國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CELJ）頒發傑出主編獎，亦是首位獲得此獎的亞洲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編輯。頒獎詞稱：「（期刊）聯繫了北美和中國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例如，他一直致力推廣和出版中國學者優秀論文的英文翻譯本，及為年輕及資深學者出版跨學科著作，為中國文學和文化帶來新的理論視角。」

令人稱奇的是，蔡宗齊教授似乎有用之不盡的精力。他三管齊下：以學術期刊面對中外學者和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以教材出版面向教師和學生，打破西方學術界教授中國文學的障礙；2022年起發力新媒體傳播，推出面向全球社交平台的《如何閱讀中國詩歌》英文播客、中英粵語視頻。

他是如何在保持繁忙的研究、教學、寫作的學者本色之餘，還能兼顧多範疇發展，展現出長袖善舞，卻又嚴謹縝密的組織家功力的，對本報記者而言，暫時還是個謎。但他從容不迫的風度和謙和個性，早讓人印象深刻，在嶺南大學門口和幾公里外的屯門海鮮市場，都有人揮手向蔡教授致意，他也友善地微笑回應，一派儒雅，有久歷世事的儒家學者舉輕若重的沉着。

1984年，蔡宗齊跨過深圳羅湖橋經香港赴美讀書，當時他父親已生病住院，最後也沒見上一面。「要走過橋去，沒地方遮陰，天氣又熱，等了幾個小時，水也沒得喝，到入關處我問了一個問題，我說：『同志，這個怎麼處理啊？』對方說：『誰跟你同志！』」蔡宗齊時常想起當時的情景。他還有多本著作的寫作和出版計劃，每天一有時間就投入工作。他說：「人要有追求精神，我現在的求知慾不比讀研究生時弱。經過這麼多年積累，我現在就是專心做學問，推廣中華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詩歌在中國歷史，包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被放得很高。為何中國人會形成這樣的詩歌文化觀？中西文論比較是您的研究領域，您曾說終生的學術志業是「尋求中國文學研究的聖杯」，怎麼理解這個「聖杯」？您現在有怎樣的新思考、新發現？

蔡宗齊：的確，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若有一種永遠被追尋、永遠難以捉摸、永遠激勵人心的「聖杯」，那可能就是重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這一追求，始於近50年前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的出版。這本影響深遠的英文專著，在華語世界的影響力遠大於西方漢學界。此書恰逢「文革」結束前一年面世，隨着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研究的逐漸恢復，迅速贏得了巨大的讀者群。中國學者在此書中找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文論研究新方向——將中國文學理論重構為一個在連貫性、說服力和複雜性上能與西方文學理論相媲美的體系。

然而不久之後，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學者便發現劉氏體系建構中存在嚴重缺陷。由於不滿劉氏運用西方分析框架的演繹方法，中國批評家們自此開始探索重構中國文學理論的替代方法。可是，數十年的努力並未能重構出一個令人信服的中國文學理論體系，1990年代甚至還出現了「中國文論失語症」之說。現在看來，文論話語體系的重建，不僅是1990年代文論界爭論的熱點，至今仍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我看來，中國批評家們重構文論話語體系的努力，在宏觀和微觀層面上都不盡如人意。所謂的「文論失語症」，實則源於當代學者被西方話語牽制下的一時迷茫，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話語體系，就存在於極為豐饒的本土材料之中。有些學者熱衷於抽象討論，卻沒有展開多少實際工作；其他人則設計了各種基於個別西方或中國批評概念（如「文」、「意境」等）的分析框架，但發現這些框架始終無法揭示中國文學理論的內在結構和肌理。也許正因為這些挫折，認識中國文論的內在體系，已演變為一個「聖杯」追求，至今仍與過去幾十年一樣，吸引了眾多熱心追求者。

我個人堅信，中國文學理論的內在體系，必須通過長期而艱苦的深度歸納研究，且從其內部發掘出來。在這一信念的指引下，我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歸納研究，儘管有時斷斷續續，但終於取得了初步的學術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去年出版了《唐詩所以然》，這是一本向讀者介紹唐詩藝術、有學術含金量的普及著作，裏面呈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比如唐詩中的七律第一之爭：在沈佺期的《古意》、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中，您似乎更傾向杜甫？

蔡宗齊：唐詩的七律第一之爭，是一樁有趣的文壇軼事。明代胡應麟在著作《詩藪》中就推許杜甫《登高》為第一，他說：「（全詩）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深沉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什麼是「海底珊瑚」，為什麼「力量萬鈞」？胡應麟解釋不出來。古人對此詩的評價，多集中在中間兩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認為這一部分最絕妙，也有學者對此詩的結句（「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不滿，如王世貞評價「結亦微弱」，王夫之認為「結句生僵」。

此詩收到的批評與讚譽中，有一個至今沒有得以解決的問題。很多詩論家認為《登高》全詩都是對仗，但卻一氣貫通到底，這就有一個明顯的矛盾：若全詩都對仗的話，如何能做到一氣貫通呢？大家都知道，對偶句通常產生一種滯後作用，進一步退半步，將表達情感的速度放慢，令人反覆琢磨、流連忘返，而「高渾一氣」則要求情感的抒發流暢緊湊、噴湧而發。古代詩論家清晰感知到了這個矛盾點，但卻一直沒能給出合理解釋。

我以為，這首詩通篇對仗，其氣勢又能連貫直下，究其原因是杜甫對題評句法（編者註：題評句，即topic+comment sentences。題評句的題語與評語之間，在韻律上表現為拖長的停頓，在語義上則是兩部分邏輯、時空的斷裂。韻律與語義的斷裂相輔相成、互為加強，使得題評句擁有喚起想像、感發人心的特別力量。）和疊加章法的創新妙用。全詩八句無不使用題評句，首、頷、頸聯使用4+3顯性題評句，而首聯中還有隱形的小題評句。同時尾聯又引入2+5式隱形題評句。全詩題評句的使用，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變化多端。同樣，《登高》的章法也有很多創新。律詩固有的章法有兩個維度，一是意義上的起承轉合，二是形式上非對偶聯與對偶聯的輪換。在這兩個維度上，《登高》都有非同尋常的創新。可以說，七律全用題評式對偶句這種奇特的效果，大概是杜甫首先發現了，而且他一用就達到極致，做到了通篇對仗而又「一意貫串，一氣呵成」。一般律詩是不講氣勢的，也很難有這種氣勢，所以普遍認為杜甫的《登高》這首詩是唐代最好的七律，我想要是可以公開投票的話，這首詩得的票數應該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把李商隱稱為意識流鼻祖，分析《錦瑟》中的大量用典，更和艾略特名作《荒原》做對比，都是讓人會心的新論。

蔡宗齊：李商隱在《錦瑟》中似乎在做一件20世紀初意識流作家所做的事。意識流作家的前衛之處在於：將潛意識、沒有邏輯的連貫心理活動作為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通過描寫這種意識流，建構一種以斷裂、跳躍為特徵的新篇章結構。《錦瑟》做的正是類似的、同樣驚天動地的創新。李商隱將此前詩歌史中從未見過的迷茫心緒作為詩篇的主題，詩人的迷惘無端而起，而又融合了畢生情感的全部。為將這種充滿矛盾、無法言狀的迷惘表達出來，詩人首先用首、尾兩聯建立了一個大的記憶框架，首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挑明了記憶的時間範圍，尾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又緊緊回扣了記憶之事。中間的兩聯，李商隱連用四個典故，巧妙地利用每個典故的多邊含義，將情愛、仕途、尋仙、求佛諸方面的感受和記憶，慢慢地滲透出來。一位文人持儒家入世態度，畢生為仕途而奔波，同時又求仙奉佛，這種情況不少見，但很少人像李商隱既接受這些人生選擇，但又極度懷疑。他對仕途、愛情、求仙質疑和否定的詩句不少，比如《荊門西下》的尾聯：「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

李商隱對這種生命意識深處生出的無端迷惘，進行了不可思議、極為前衛的藝術創新，他將最嚴密的律詩結構進行碎片化的解構，與20世紀初作家為表達現代都市生活中的離異和孤獨感，而創造出的意識流敘事方式，確有異曲同工之妙。更奇妙的是，李商隱為彌補詩行意義的嚴重斷裂，巧妙利用典故來建立四聯之間若隱若現的聯接，而意識流派詩人艾略特在名篇《荒原》中似乎也為了同樣原因而大量用典。在我看來，李商隱的創新比艾略特要成功。因為《錦瑟》一詩是雅俗共賞的，而《荒原》只有文學研究者才會硬着頭皮去讀。李商隱在現實與虛幻、可解與不可解之間達到了極佳的平衡。錢鍾書就稱：「義山詩《錦瑟》一首，實已臻於詩歌藝術至高之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今世界，戰爭正在發生。您主編的英文版《如何閱讀中國詩歌》系列，呈現了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者對戰爭主題詩歌的研究，認為與西方古典或中世紀史詩不同，中國文學並不熱衷於表現個人英雄主義，而是表現出更多樣、更複雜的情感。您在著作出版時是否預想到其會呼應了今日世界的現狀？

蔡宗齊：當時（編者註：這套英文版教材第一本出版於2008年）有個背景，有聲音強調「中國威脅論」，這跟西方世界不懂中國文化有關，以為你強大了必定稱霸。其實不是。純粹武力征服的那種霸道，不在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裏。所以就應讓他們讀中國的古典詩歌作品，這都是當時的文化人或者普通人寫的，是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描述，沒有半點假，都是對戰爭殘酷的真實感受，是渴望和平、渴望回到自己親人身邊，這跟《荷馬史詩》中所表達的那種矢志征服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截然不同，這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心理。讀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個好處，可以讓人知道中國古人是怎麼樣生活的，他們有什麼追求。我們現當代的中國人也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對詩歌的熱愛，所以讓西方讀者通過詩歌作品來了解中華文化，是一種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