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薈｜對話歷史學家葛劍雄：80歲是人生新起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一位早已年過花甲的長者，還能過一種怎樣的積極人生？生於1945年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教授，提交了一份讓人驚訝的答卷：

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他乘機120次，足跡遍及3大洲26城，飛行超20萬公里。他的最高紀錄是在2019年，當年飛行133次，走了3個大洲9個國家33座城市，近30萬公里。他笑言：「現在畢竟老了6歲！」

葛劍雄，歷史學家，中國歷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1978年，葛劍雄以高中學歷考入復旦歷史系，師從譚其驤院士，1981年獲碩士學位，1983年獲博士學位，是1949年後中國最早拿到文科博士的兩位之一（另一位是周振鶴教授）。33歲才踏入學術之門，葛教授後來的學術人生卻不可謂不精彩：主編有六卷本《中國人口史》（編者註：葛撰寫第一卷，包括總論及記述先秦至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人口情況），代表了中國在該領域的前沿學術研究成就；七卷本《中國移民史》（葛撰寫一、二卷），另出版有《西漢人口地理》《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等數十本厚薄深淺程度不一的著作，確實稱得上「作品等身」四字。曾有牛津大學主管科研的副校長訪校後評價：復旦大學真正國際化的領域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歷史地理。

與業師譚其驤院士畢生貢獻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研究、主持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不同，葛教授在承繼譚先生的學術衣缽之外，最大的學術貢獻是對「人」、對中國人口史和移民史的研究。如果說中國歷史是一齣波瀾壯闊的大戲，「地理」則是這齣戲上演的舞台，而一代代中國人的出場亮相，則是大劇的主角。中國素來強調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但中國各歷史時期到底有多少人，往往是一筆糊塗賬。中國人口地理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開始創立。

在譚其驤院士的指導下，葛劍雄從碩士論文《西漢人口考》、特別是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開始，長期致力於中國歷史的人口問題研究，對中國歷朝歷代的人口數字進行推算與修正，試圖摸清中國歷代王朝的人口家底。由於研究年代久遠，史料缺乏，對過往真實人口歷史的推演，往往既需要廣泛收集研讀包括官方史籍、古籍、家譜等在內的文獻資料，也要借鑒考古學、人口學、地名學、語言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等現代學科研究方法的思路，在各種證據的分析比對中，反覆推演、小心求證。治史如斷案，在治學過程中，葛劍雄教授表現出了老吏斷獄般的通透智慧，他以長期的學術訓練，加上理性與常識，對中國人口的歷史真相，做盡量清晰的分析、闡述和逼近。這或許與葛教授年輕時代當中學教師曾參與管理學生事務、實際參與公檢法機關工作三年的經歷有關。由他帶領復旦團隊完成的《中國人口史》，可說從此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一項新基建工程。「我體會到任何史書都不可能把全部事實寫上，人心是古今相通的，很多現象背後的人性，跟一兩千年前其實沒有區別。我這種意外的雜七雜八經歷，使我真正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比較容易看透文字背後的實際。」

學者身份之餘，葛劍雄教授還保持着令人讚嘆的澎湃生命力。與大眾對學者往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的避世刻板印象不同，葛教授固然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優秀學者，其實同時也是積極入世、對地球充滿好奇、一路學習並盡力傳播人類文明成果的現代公民。

他是業餘旅行家，1980年代就深入藏區，20多年前已走進極地，在南極科考站一呆三個月，行走非洲，攀登乞力馬扎羅山，重走玄奘路，穿越中亞五國及印度；是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常年在各種媒體發表言之有物的時事評論，針對高考、國慶大赦、汶川地震後設立全國哀悼日等各種議題發表見解，有多種評論合集問世；常年受邀在各種公共論壇發表演講，據說某年曾演講100餘場，他珍惜這樣的機會，認為可藉此將嚴肅學術成果向公眾普及；2008年到2018年，葛教授任全國政協常委十年，以盡責敢言著稱。據說曾有中央領導在會議上講，「有些人說我們不容許批評，這話不對，復旦的葛教授經常批評我們，有時他的言辭還比較激烈」，幸虧還有後一句，「但他的立場沒有站錯」。當然，葛教授也由此遭遇民間輿論場的某些議論、非議甚至苛責。他說：「我一直告誡自己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書獃子，完全從理念出發，脫離實際；一種是偽君子，為了自己的名利，一味奉承討好。」一個人特別是名人，該如何面對時代與政治中的風雲和風雷、挑戰和誘惑，相信這並非針對葛教授，也是對一切時代中人的提問。

一個中年才開啟學術人生的學者，怎麼能完成如此之多、看似不可能的厚重成果？他的學生、文史作家張宏傑曾撰文：葛老師有超乎常人的精力和勤奮，「他不用手機，只用郵件，不論什麼時候給他去郵件，第二天醒來肯定都會收到他的回覆。郵件上顯示的時間，經常是夜裏十二點，甚至一兩點左右。」作為半個公眾人物，葛教授常年保持密集活動量，午餐間隙往往是聽他放言高論時刻，飛機或高鐵上也不歇着，那是他思考寫作的好時機。葛教授經常一兩點睡覺，六七點起床，每天睡五六個小時。起床後讀書、做研究、寫文章、處理工作，演講，參加會議，從不午休。

本文並不旨在分享這位名學者的養生和問學之道，事實上葛教授出身普通家庭，小學才隨父母由小鎮南潯遷居上海，青年時代曾因營養不良罹患肺結核而休學一年半，最終與高考失之交臂。除了上天賦予的讀書興趣、思辨才華和過人精力外，葛教授的毅力與自我管理能力，也是他出類拔萃的重要原因。他的體重從40歲後就沒變過，這得益於他病癒後養成的游泳習慣。每周游一兩次，每次一千多米，只要可能，從不間斷，至今還保持着每次六百米。

葛劍雄說：「80歲是新起點。我原來的目標是正常工作到80歲，輕鬆工作到85歲。現在第一個目標已經完滿達到，第二個目標看來要調整為正常工作到85歲或更久，我有信心實現。」人的一生，往往遭遇各種際遇與因緣，有時可彰而不可學。相比同時代中在洪流沖刷下「沉默的大多數」，葛教授的人生經歷，或許可以觸發更多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一個幸運得到了祝福的人，該如何自勵自省，才可以在命運、天賦和時代機遇的交織中，度過豐盈而有意義的一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總結中國古代人口分布有「兩個不平衡」：即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人口增長不平衡。請問，這兩個「不平衡」是必然發生的嗎？中國歷史的演變是否必然如此？後世學者總結的所謂地理環境決定論，是否具有合理性？

葛劍雄：這裏面有的不平衡是永遠沒辦法消除的，不同產業之間的不平衡，除非實現了工業化，才能平衡得了。比如說古代的牧業人口，流動性大，飲食結構單一，而現在發達國家已解決了這問題。比如澳洲，牧民有開着汽車或者是直升機去放牧的；又比如荷蘭，牧業就已不是遊牧，而是工業化的、精耕細作、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這在中國的前工業化時期做不到。這幾年中國開始提倡牧民定居、漁民上岸，就是在尊重這個基本規律了。當然也是因為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有條件解決了。而在工業化以前，這些差距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們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條件對很多地方是決定性的因素。但也不是決定具體會怎麼，只確定了一個框框範圍。我曾經舉例，比如說徽州出商人，是因為這個地方山多地少。其實中國山多地少的地方很多，山多地少只決定了純粹依靠農業資源養不活自己，因此要到外面去開拓資源。但開拓資源的辦法，不是僅僅經商。紹興人到外面做師爺，就是擴大生存空間。地理環境只決定了你不可能在本地解決生存，但沒有決定你用什麼方式解決。香港如果發展一般性製造業，肯定不行，而發展金融和轉口貿易，就沒有違背地理規律。又比如新加坡發展煉油業，這個島本來不產油的，但正好波斯灣運過來了原油，可以煉了後升值再賣出去。

我最近幾年又有了新的看法，就是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主要作用於群體，但天才、傑出人物，是不受這個影響的。還有，地理環境主要作用於物質，精神並不受到這個影響。比如同樣是以色列，為什麼這些人產生了猶太教，那些人就信仰了基督教，這個沒有辦法用地理環境來解釋。天才人物的產生亦受物質以外因素的影響，不受地理環境制約。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只針對群體。以前往往說一個地方風水好才出了傑出人物，但同樣的地理環境，為什麼只出一個，不能出一批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回到當代，您說，從古到今中國人口問題發生了兩次歷史性人口轉變：一個是從19世紀末到1970年代，中國實現了從「兩高一低」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轉變；一個是1980年代後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這看似和歐洲、包括東亞比如日本、韓國等國家情況一致了，這是必然的嗎？

葛劍雄：中國的人口情況確實開始和歐洲、東亞等一樣了。印度人口現在還在往上增長，但未來是否還會保持？進入發達、富裕社會的國家和地區，無不出現人口下降，只有宗教信仰產生例外，如穆斯林將孩子看作真主所賜禮物，越多越好；天主教家庭一般也生育或撫養較多孩子。中國恐怕避免不了人口下降。我舉個例子，比如上海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是最溫和的，但上海早就人口負增長了。我是可以生第二個孩子的，生第一個時我在讀研究生，當時的條件能把這孩子教育好已經不錯了。當然現在已不是這個情況。還有一個，不要忘了技術原因——當時沒有有效的避孕手段，沒辦法不生，現在有有效的避孕手段，自己可以控制。特別在上海，由於教育程度比較高，社會保障比較發達，在國內大城市中早已第一個進入負增長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在包括上海也好、香港也好，很多城市進入了老齡化。中國這種持續的生育率下降，長遠是否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葛劍雄：我研究人口史，結論就一條——人類進入富裕、發達社會之後，人的生育意願會下降。這是必然的。在社會完成工業化，社會保障、教育事業搞起來後，生育意願就會下降。學者比較早看到這個趨勢，上世紀90年代，我有一次跟計生委負責人講，一胎化最多只能搞一代，提了幾個理由，其中一個，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出生率這麼快地下降，人類有史以來沒有過。它會引發出多少問題，現在還沒統計出來。我曾經舉例，幼兒園的老師跟小朋友說：你們要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友愛。小朋友問老師：什麼是兄弟姐妹啊？這裏涉及到倫理道德、家庭觀念等很多複雜問題，所以1994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來：要將嚴格控制一胎改為「鼓勵一胎，容許兩胎，杜絕三胎。」

另一方面，我們對老齡化看得太過嚴重。那些深度老齡化的歐洲國家，恰恰都是富裕國家，有人說日本到哪一年人口會消失，這是書獃子意見。真的問題嚴重了，就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絕不會聽任人口減光。美國本土人口早就在下降，但美國靠外來移民保持了總人口的增長。過去它那麼大方地接受非法移民，既有人道主義因素，也有現實需要。全世界是動態平衡的，日本本來對移民卡得很緊，現在對印度人都要，所以不會出現人口變零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1990年代已經提出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鼓勵一胎，容許兩胎，杜絕三胎」，變更調整人口結構，今天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否太晚了？

葛劍雄：我之前解釋過，當時出台計劃生育政策是不得已的。我跟外國人講，我說：China has no choice at that time. The choice is not between better and best, but between worse and worst. 就是說當時中國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什麼呢？經過「文化大革命」，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瀕臨崩潰。我寫了一本小冊（編者註：《中國人口三千年》，2024年出版）就講了這個事。我不是為當時的政策辯護，1980年中國經濟指標的數字最差，在這個情況下天津一批女工提出倡議，然後共青團提倡團員帶頭，以後又規定城市幹部不許再生，一步步收緊。經濟沒有辦法供養新增人口了。當時國際上也有壓力，西方、歐洲提出了一個「適度人口」的概念，認為地球上人太多了。美國學者布朗還寫了本書《誰來養活中國》，認為你中國人口再這麼增長，把全世界糧食都給你也不夠。中國國內響應的，主要是宋健跟田雪原等人，認為中國最適度的人口是八點幾億，他們提出來希望到21世紀中期能把中國人口控制下來。在這些前提下，就搞了一胎化政策。所以我認為當時搞一胎化是迫不得已。

但問題是政策調整要及時。2008年我當了全國政協常委後已經提了提案，建議計生政策要及時調整了。但當時（國家）計生委答覆說你們的數據有問題，從我們的數據看，還不用這麼快調整。現在客觀地講，當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是不得已的，沒有選擇，但另一方面就是沒有及時調整。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從沒想過中國經濟可以那麼快發展起來，對人口變化我們沒有做好準備，沒有人認真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問題。所以當面對這個事，比如對解放初人口的快速增長，也束手無策。（編者註：葛教授曾寫到，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發現，當時內地的人口達到了5.8億人，比原來普遍認知的「四萬萬同胞」多了一億多人。）另一方面，我們也沒認真研究世界上的人口變化情況。實際上西方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進入發達社會以後，人口下降已經幾十年了。

其實今天我們也到了這個時候，但很多人根本不會想到這一點。特別是有些人說就是因為一胎化，搞成現在的樣子。我說有一胎化的責任，但請問，韓國搞了計劃生育沒有？台灣搞了沒有？都沒有。韓國年輕一代已經不願意生了。我在這本小冊子裏列出來，傳統上人類要生育的願望有13個，但現在都已經在消解中。所以我預測，現在僅靠一些措施已改變不了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不是給點錢什麼的就可以做到。

我十多年前就講，世界上只有宗教信仰能解決這個問題。天主教就認為，不能墮胎，只要懷孕了，胚胎都是上帝賜予的生命；把孩子養大就是對上帝的奉獻。十多年前我就提過，孝道是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道的本質就是要保證家族的繁衍。所以我們要提倡新孝道，具體表現就是要及時結婚，及時生孩子，有條件多生孩子，保證家族、民族、種族、國家的人口繁衍，這個孝道就是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不要以為跪下來磕個頭，穿個漢服給母親洗洗腳就是孝，這是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