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軍捷
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但歷史的傷痕從未淡去。日本戰後湧現的一批反戰作品，是良心創作者們以藝術為筆，刻下的血淚警示。這些作品循着從「受害者自憐」到「正視加害責任」再到「多元反思」的脈絡，剖析戰爭的根源與惡果，猶如穿透迷霧的燈塔，指引着對和平的追尋。回看這些作品，深深期待日本一代代良心作家持續以筆為劍，刺破軍國主義的虛偽外衣，引導民意堅定轉向和平，避免歷史慘劇的重演。
1945-1960年代的反戰作品，以「日本也是受害者」的敘事為主基調，聚焦空襲與核爆帶來的切膚之痛，字字句句皆是對戰爭的控訴。黑澤明1952年執導的《活着》，以一戰後罹患癌症的公務員的人生回望，道盡戰爭對個體命運的摧殘，讓觀眾看見戰爭創傷跨越時空的延續；新藤兼人同年創作的《原爆之子》，作為日本最早的原爆題材劇情片，直白展現核爆後城市的滿目瘡痍與民眾的悲慘境遇；他1960年的《裸島》更以極致的藝術手法，用一戶孤島家庭無聲的苦難，隱喻戰爭對民生的毀滅性打擊。市川昆1956年版的《緬甸的豎琴》，刻畫緬甸戰場上士兵的覺醒，用人道主義的光芒驅散戰爭陰霾。而今井正的《被遺忘的皇軍》系列，是這一時期難得的突破，它撕開遮羞布，揭露日軍在東南亞的侵略暴行，邁出正視歷史的關鍵一步。這些作品，是日本民眾在廢墟上的悲鳴，更是良心作家們叩問和平的開端，讓世人看清軍國主義戰車啟動後，沒有誰能獨善其身。
1970-1990年代，日本反戰作品迎來關鍵轉向，良心作家們不再沉溺於悲情自憐，而是勇敢正視日本的「加害者」身份，以利刃般的筆觸剖開侵略歷史的內核。岡本喜八的《啊!軍歌》系列，以黑色幽默解構舊日本軍隊的荒誕與殘暴，將軍國主義體制下的虛偽與冷血暴露無遺；熊井啟1974年的《砂之器》，借懸疑故事聚焦「被歧視的被爆者」問題，揭示戰爭留下的社會裂痕難以癒合；山本薩夫耗時三年打造的《戰爭與人》三部曲，更是一部全景式史詩，從九一八事變到戰敗，清晰梳理出日本對外侵略的脈絡，將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與罪行公之於世。黑澤明1990年的《夢》，以「鬼哭」與「富士山後的惡魔」兩個篇章，將核恐懼具象化為陰森畫面，直擊人心；中澤啟治的自傳體漫畫《是我炸的廣島》，以被爆者的親身經歷，抒發對戰爭的憤怒與控訴。這一時期的作品，彰顯了良心作家直面歷史的勇氣，他們以筆為媒，讓日本社會正視侵略責任，這正是防止戰爭重演的核心要義。
進入2000年後，日本反戰作品呈現受害者與加害者敘事並存的多元態勢，卻也暗藏「受害者敘事回歸」的隱憂。是枝裕和2004年的《無人知曉》，借戰後被拋棄兒童的故事，側面映射戰爭遺留的社會創傷；中野理惠2011年的紀錄片《被爆者之子》，聚焦二代被爆者的歧視與痛苦，延續對核爆創傷的關注。宮崎駿的《風起了》，以零式戰鬥機設計師的人生為藍本，飽含對戰爭的複雜反思，既嘆惋技術的魅力，更痛惜技術被軍國主義利用的悲哀；《紅豬》則以一戰飛行員的故事，編織浪漫的反戰寓言。今敏的《東京教父》片尾致敬戰後黑市孤兒，將戰爭後遺症融入市井敘事；片淵須直的《在這個世界的角落》，以廣島普通市民的日常，細膩反思戰爭殘酷。但部分右翼作品刻意放大「受害者」身份、淡化侵略歷史的傾向，值得高度警惕。這一時期的作品提醒世人，和平的維繫需要清醒的歷史認知，而良心作家的堅守，正是抵禦歷史修正主義的重要防線。
除影視漫畫外，跨時期的反戰創作有聲谷川俊太郎作詞、武滿徹作曲的《死了的話》，作為反戰童謠傳唱至今，將和平的種子播撒進一代代孩童的心田；井上廈的舞台劇《敦賀核電站之下》，關聯核能發展與戰爭歷史，警示核技術濫用的災難；東松照明的攝影集《長崎11:02》與《家》，用鏡頭定格核爆廢墟與倖存者的生活，每一張照片都是無聲的控訴。
這些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反戰作品，是日本良心作家的智慧結晶，更是全人類的和平財富。它們用藝術的力量，將戰爭的殘酷與荒謬、創傷與反思，深深烙印在觀眾心中。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軍國主義曾將日本推向深淵，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回看這些作品，我們期望日本的良心作家們繼續秉持對歷史的敬畏，以更多有力量的創作，引導民意認清軍國主義的危害，堅定擁抱和平之路。唯有正視歷史、銘記教訓，徹底與軍國主義劃清界限，才能讓和平的陽光永遠照亮這片土地。
（作者為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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