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軍捷
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但歷史的傷痕從未淡去。日本戰後湧現的一批反戰作品,是良心創作者們以藝術為筆,刻下的血淚警示。這些作品循着從「受害者自憐」到「正視加害責任」再到「多元反思」的脈絡,剖析戰爭的根源與惡果,猶如穿透迷霧的燈塔,指引着對和平的追尋。回看這些作品,深深期待日本一代代良心作家持續以筆為劍,刺破軍國主義的虛偽外衣,引導民意堅定轉向和平,避免歷史慘劇的重演。
1945-1960年代的反戰作品,以「日本也是受害者」的敘事為主基調,聚焦空襲與核爆帶來的切膚之痛,字字句句皆是對戰爭的控訴。黑澤明1952年執導的《活着》,以一戰後罹患癌症的公務員的人生回望,道盡戰爭對個體命運的摧殘,讓觀眾看見戰爭創傷跨越時空的延續;新藤兼人同年創作的《原爆之子》,作為日本最早的原爆題材劇情片,直白展現核爆後城市的滿目瘡痍與民眾的悲慘境遇;他1960年的《裸島》更以極致的藝術手法,用一戶孤島家庭無聲的苦難,隱喻戰爭對民生的毀滅性打擊。市川昆1956年版的《緬甸的豎琴》,刻畫緬甸戰場上士兵的覺醒,用人道主義的光芒驅散戰爭陰霾。而今井正的《被遺忘的皇軍》系列,是這一時期難得的突破,它撕開遮羞布,揭露日軍在東南亞的侵略暴行,邁出正視歷史的關鍵一步。這些作品,是日本民眾在廢墟上的悲鳴,更是良心作家們叩問和平的開端,讓世人看清軍國主義戰車啟動後,沒有誰能獨善其身。
1970-1990年代,日本反戰作品迎來關鍵轉向,良心作家們不再沉溺於悲情自憐,而是勇敢正視日本的「加害者」身份,以利刃般的筆觸剖開侵略歷史的內核。岡本喜八的《啊!軍歌》系列,以黑色幽默解構舊日本軍隊的荒誕與殘暴,將軍國主義體制下的虛偽與冷血暴露無遺;熊井啟1974年的《砂之器》,借懸疑故事聚焦「被歧視的被爆者」問題,揭示戰爭留下的社會裂痕難以癒合;山本薩夫耗時三年打造的《戰爭與人》三部曲,更是一部全景式史詩,從九一八事變到戰敗,清晰梳理出日本對外侵略的脈絡,將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與罪行公之於世。黑澤明1990年的《夢》,以「鬼哭」與「富士山後的惡魔」兩個篇章,將核恐懼具象化為陰森畫面,直擊人心;中澤啟治的自傳體漫畫《是我炸的廣島》,以被爆者的親身經歷,抒發對戰爭的憤怒與控訴。這一時期的作品,彰顯了良心作家直面歷史的勇氣,他們以筆為媒,讓日本社會正視侵略責任,這正是防止戰爭重演的核心要義。
進入2000年後,日本反戰作品呈現受害者與加害者敘事並存的多元態勢,卻也暗藏「受害者敘事回歸」的隱憂。是枝裕和2004年的《無人知曉》,借戰後被拋棄兒童的故事,側面映射戰爭遺留的社會創傷;中野理惠2011年的紀錄片《被爆者之子》,聚焦二代被爆者的歧視與痛苦,延續對核爆創傷的關注。宮崎駿的《風起了》,以零式戰鬥機設計師的人生為藍本,飽含對戰爭的複雜反思,既嘆惋技術的魅力,更痛惜技術被軍國主義利用的悲哀;《紅豬》則以一戰飛行員的故事,編織浪漫的反戰寓言。今敏的《東京教父》片尾致敬戰後黑市孤兒,將戰爭後遺症融入市井敘事;片淵須直的《在這個世界的角落》,以廣島普通市民的日常,細膩反思戰爭殘酷。但部分右翼作品刻意放大「受害者」身份、淡化侵略歷史的傾向,值得高度警惕。這一時期的作品提醒世人,和平的維繫需要清醒的歷史認知,而良心作家的堅守,正是抵禦歷史修正主義的重要防線。
除影視漫畫外,跨時期的反戰創作有聲谷川俊太郎作詞、武滿徹作曲的《死了的話》,作為反戰童謠傳唱至今,將和平的種子播撒進一代代孩童的心田;井上廈的舞台劇《敦賀核電站之下》,關聯核能發展與戰爭歷史,警示核技術濫用的災難;東松照明的攝影集《長崎11:02》與《家》,用鏡頭定格核爆廢墟與倖存者的生活,每一張照片都是無聲的控訴。
這些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反戰作品,是日本良心作家的智慧結晶,更是全人類的和平財富。它們用藝術的力量,將戰爭的殘酷與荒謬、創傷與反思,深深烙印在觀眾心中。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軍國主義曾將日本推向深淵,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回看這些作品,我們期望日本的良心作家們繼續秉持對歷史的敬畏,以更多有力量的創作,引導民意認清軍國主義的危害,堅定擁抱和平之路。唯有正視歷史、銘記教訓,徹底與軍國主義劃清界限,才能讓和平的陽光永遠照亮這片土地。
(作者為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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