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學者解析歷史文件　國際法完整法理閉環：台灣是中國領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激起中國人民憤慨。而日本國內有人聲稱，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資格討論台灣問題。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5日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鐵的事實，不容歪曲篡改。「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要麼是對歷史無知，要麼是刻意歪曲歷史，無視國際法。」

北京聯合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解析包括《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等在內的重要歷史文件，就其中的關鍵表述作出分析。朱松嶺表示，從戰後文件的規定、條文中的明確用詞、日本的投降承諾、台灣光復的實際接收安排，到日本事後對《馬關條約》無效的承認，層層疊加，環環相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法理閉環與證據鏈條。這個閉環不僅邏輯嚴密、法理清楚，而且事實支撐充分，昭示一個不可動搖的結論：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日本是以侵略方式竊取台灣，並非法佔據五十年。聲稱「台灣地位未定」，或妄言「日本拋棄台灣」的說法，其荒謬性與違法性，昭然若揭。

《開羅宣言》明確日「竊取」中國領土

儘管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但是，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的《開羅宣言》明確指出，戰後日本必須將其通過武力竊取的一切中國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台灣及澎湖列島——無條件歸還中國。這裏特別使用「竊取」一詞，表明日本對台灣的佔有自始至終並不合法。這不是語義修飾，而是法理重申與性質重構：竊取意味着非法，非法就不具備主權移轉的效力。

朱松嶺進一步強調，「竊取」一詞的重要性在於，它從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日本佔領台灣的性質，即不是「合法割讓」而是「非法侵佔」。既然是非法行為，就不能在國際法上產生主權轉移的合法結果。按照國際法基本原則中「後法優於前法」以及「後法可否定前法」的規範，《開羅宣言》不僅是戰勝國對戰敗國未來處置的政治安排，更在法律上明確否定了《馬關條約》的效力。日本通過該條約取得台灣主權的法理依據被徹底推翻，其對台灣的實際統治也隨之被定性為非法竊據。

日始終未曾在法理上取得台灣主權

因此，割讓無效，日本佔領台灣屬於武力竊取性質，而非法竊取不能引發主權歸屬的轉移效力。台灣的主權從未因《馬關條約》而發生合法改變，自始至終屬於中國。即使在日本非法佔領台灣的50年間，這一主權歸屬狀態也未曾中斷、未曾消失、未曾轉移。台灣一直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本自始至終未曾在法理上取得台灣的主權。既然日本從未擁有台灣的主權，也就無所謂「拋棄台灣」的問題，更不可能存在「台灣地位未定」的空間。

日《降伏文書》確認忠實執行《波茨坦公告》

之後發布的《波茨坦公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立場，明確將《開羅宣言》的全部條款納入公告，並要求日本「無條件接受」。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時，在其《降伏文書》中鄭重確認將「無條件接受並忠實執行《波茨坦公告》各項條款」，也就等於承認台灣主權歸屬中國的事實。這份《降伏文書》不僅是政治承諾，也是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正式文書，直接排除任何模糊解釋台灣地位的企圖。

「台灣光復」後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朱松嶺指出，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投降之後，對中國的投降並非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通過明確的簽署程序和接收安排予以落實。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台灣光復」典禮上，日本台灣總督正式將台灣政權移交給中華民國代表。這一行為是中方受命盟軍對日實施投降受理，是在戰勝國框架下完成的主權恢復儀式，具有充分的法理支撐與歷史正當性。從那一刻起，中國政府在法律和事實上恢復對台灣的行使主權，開展治理，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全接管島內行政、軍事、經濟與司法體系。

日戰敗不再主張《馬關條約》權益

與此同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與台灣當局簽署的一系列文件也有關鍵性法理意義。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國與日本國間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這一內容再次宣告，《馬關條約》作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所構成的法律基礎早已被徹底否定。換言之，日本自身也承認，不再主張任何源自甲午戰爭的條約權益，其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毫無立足點。

朱松嶺強調，因此，那些聲稱「台灣地位未定」，或妄言「日本拋棄台灣」的說法，完全是對歷史與法理的歪曲，是別有用心者操弄戰後條文、試圖模糊中國主權的伎倆。事實上，戰後有關台灣的國際法律文件從未提及「地位未定」，反而是一以貫之地確認「台灣應歸還中國」。凡此種種，均足以證偽「台灣地位未定論」這一本質上服務「台獨」企圖的虛偽說辭，其荒謬性與違法性，昭然若揭，根本不值一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