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陳啟宗是項目的「總設計師」，丘筱銘女士則是披堅執銳的前線總指揮，或按年輕人的說法，是項目總監。基金會「1997年初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丘筱銘的加入」。
丘筱銘在香港出生長大，母親是上海人，父親是在印尼雅加達出生的客家人。她十多歲到美國讀大學，先後獲得斯坦福大學地球科學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由於思維方式美國化，一些香港朋友戲稱她為「鬼妹」。在加入建福宮花園項目前，她擔任陳啟宗私人助理多年，負責恒隆集團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些項目。更早前則在外資銀行工作。她記得陳啟宗最早談此話題的情景，那還是在上海出差，陳啟宗轉身問她：不如你來看管這事？
當時她30多歲，完全沒有工程管理和文物修復的經驗，更從未在內地工作過，對「工程的規模和複雜程度一無所知」。當她和一位好友談及此事時，朋友輕鬆說了一句：「你對如此巨大的工程毫無懼怕，也是一件好事。」而她當時還完全聽不出弦外之音。
對一個古建築和中國文物保護外行、不懂國情的外來者來說，困難當然一個接着一個。最早的困難是語言障礙，她過去只懂英語和廣東話。「用糟糕的普通話表達想法，實在是太彆扭了。」
語言之外的挑戰是專業知識。「修復項目使用的是傳統的古建八作技術，分別是土作、石作、木作、瓦作、油漆作、彩畫作、搭材作和裱糊作。」涉及到故宮古建築設計建造的所有方面和技術細節，她必須身臨一線，凡事親力親為。此後的20多年裏，她搬出酒店公寓在北京常住下來，在故宮還有了一個長期辦公室。當然，現在的丘筱銘已能說比較流利的普通話，內地人才懂的俚語表達也能脫口而出。
除了自身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提升外，她還需要和故宮同仁長期共事，對齊工作進度，溝通理念，比如「堅持運用原有物料，遺址雖然遭遇了大火，但現場還遺留了不少碎石塊，這些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與故宮博物院溝通後，都對這些石塊進行了修復和保護，而不是全部都丟棄」。
對這些困難和挑戰的應對克服，《建福宮：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中有頗多動人和真實的細節敘述，限於篇幅，本文不能詳述，要寫清楚這些細節，需要對相關背景和知識做前因後果式的關聯理解。還是引用旁人評價好了：
陳啟宗：「我要找的是一個有心人，睿智，做事認真，一絲不苟，對質量和管理有苛刻的要求。事實證明我選對了人。」「到了今天，他們（指故宮領導）還希望丘小姐繼續留在故宮內工作。」
故宮方面有人稱她為「女強人」——堅強，不會容忍半點模糊，而且善於到處招兵買馬。
她自己則很謙遜，「我只是用常理，做我認為最好和對工程最有利的事情」，方法是「一步步來，做任何事情不都是這樣嗎？」。
由於現場匆匆，記者來不及對丘筱銘做更多採訪，分享會後第四天她又前往北京故宮，然後要呆到月底才回香港。她最記掛的比如「常青海」和「苗保平」，這些優秀的木藝工匠，他們多出自河北邯鄲農村，建福宮花園重建的木作就是他們的作品。這幾位「對自己的作品越來越自豪，在一個小簿子上做筆記和計算，多次對我說想親眼看到整個工程完成」的匠人，為生計奔波，「就算讓他們在星期日放假，他們也只會找另一家承包商做兼職」，「生活艱難啊！我勸兒子不要幹這行」。長期遠離家鄉和家人，按生產件數計算薪金，另包三餐和住宿。這也是大國崛起下一些普通人的故事，當瓊樓玉宇般的建福宮花園一天天接近完工時，卻吹響了他們離開另謀生計的前奏。
好在丘筱銘懂得他們。在著作和五分鐘專題紀錄片中，保存了這些工匠真實的肖像照和影像紀錄。故宮過去是王公貴族、達官貴人的，追根溯源，應該屬於每一個普通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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