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80年前，以「從軍」之名，構築虛假「溫情敘事」、掩蓋日軍侵華暴行與屠殺的日本作家、記者與攝影師，戰後並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審判。這支「筆部隊」隨後滲入日本文化界，透過部分右翼勢力持續散播軍國主義思想，延續其文宣操控。令人警醒的是，這種扭曲歷史的行徑並未因戰敗而終止。直至今日，日本部分政界與文學界仍在美化侵略歷史，教科書、影視作品、甚至卡通片都可覓見其「步步為營」的痕跡。不僅毒化日本國民的歷史認知，更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深遠威脅。
樓上的日本鄰居很凶
「抗戰時，我們家樓上就住過日軍『筆部隊』的成員，他們壞得很！」武漢市民何兵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在他小時候，姨媽經常向他憶述有關日軍的童年記憶，「他們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逼迫外公下跪。」何兵說，有一次年幼的姨媽因與日本兒童在爭執中推了對方一下，結果外公就被吊起來打了一夜。
隨着電影《南京照相館》的上映，何兵發現「樓上的日本人，也是經常拿攝影機拍攝武漢的大街小巷，他很像電影裏的日軍攝影記者伊籐秀夫。」何兵說，1938年武漢三鎮淪於日治。隨日軍開進的「筆部隊」，佔據了漢口鼎新里最好的洋樓，而「筆部隊」成員與家屬就住在馬路對面的保安里。當時的日軍「筆部隊」有一份刊物叫《大阪每日新聞號外》，報紙上刊登着日軍給中國小孩發糖照片，「他們把侵略寫成『親善』，把掠奪拍成『建設』，但家里老人說，在日軍鏡頭之外，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木柵欄、鐵絲網，還有門外吉慶街的電線桿上，经常吊着的不知生死的中國人。」
穿西裝的日本人第一次默不作聲
何兵的姨妈和家人，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抗战。1945年8月，漢口人從收音機裏聽到日本投降的喜訊，那些居住在武漢的日本人卻慌亂異常。又過了幾天，吉慶街突然冒出許多地攤，「他們在甩賣帶不走的樟木箱、和服、搪瓷盆。他們居然還想賺最後一筆錢！姨媽那年不到十歲，和整條街的人一起衝過去掀了這些攤位。」何兵說，當搪瓷盆匡當地滾進陰溝，那些原本西裝筆挺，動不動就要中國人下跪的「筆部隊」成員第一次瑟縮在墻角，默不作聲。
日本戰敗後，漢口的鼎新里換回了主人。中山大道南面的街道從此以後更名為勝利街。「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夠具體地判斷，曾經住在我家樓上的日本人到底是誰？」何兵頓了頓，「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餘生中反思過在中國的所做作為，但我希望他能夠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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