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萃才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
香港作為成熟的經濟體,過去10年GDP增長平均每年約2%至3%,增幅溫和,與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相若。香港的經濟由四大支柱行業支持,包括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過去隨着環球地緣政治的挑戰和疫情的影響,這四大行業表現各有參差。例如在2020至2022年期間,香港旅遊業受疫情影響幾乎停擺,大量旅遊業從業員下崗;雖然2023年開始復常,但訪港旅客數目仍不及疫情之前。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自2018年開始已對環球貿易造成影響,香港的貿易及物流業也受到掣肘,無論就業人數或行業對GDP的貢獻比率均下降。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或多或少也受到經濟疲弱、環球貿易縮減而受影響。
唯獨是香港的金融業在過去幾年反而有良好的發展,現時金融業佔香港GDP接近25%,居全球金融中心第三,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牢固。若香港要進一步提升競爭力,讓市民能夠有更多高增值、高質量的工作選擇,便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當中創科發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便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加強科研成果轉化
近年特區政府已將創新科技列為重點發展方向。自香港回歸祖國27年多以來,香港已建立了創科基地,包括科學園及數碼港,也培養不少創科企業及人才。香港作為一個細小城市,卻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以城市計排名世界第一,大學之中亦有不少從事科研的教學及研究人員,他們所研究的課題也很前沿,部分更具有應用價值。然而,香港缺乏製造業,要把基礎研究轉化成商業產品或服務存在一定挑戰。
香港的基礎科研有深厚底蘊,也不乏世界頂尖大學,每年也產生不少科研成果,然而產業化比率較低。香港不少大學也有獨立的知識轉化部門,鼓勵大學將科研成果產業化。惟現時做法是以大學為單位,各自為政,若果由一個機構作出統籌,專職搭建技術授權、專利交易及測試平台,打通由實驗室到市場的「最後一公里」,成效會較大。
對於業界而言,很難清楚每一間大學的科研成果,以及有哪些可以轉化為產業。如果有一個統一平台把各大學的最新科研且具備市場化的成果向業界展示,讓有興趣的企業提出合作,那麼就能夠提升科研成果產業化的比率。
加大科研投入
目前,香港的研發投入相對偏低,在2022年只佔GDP的0.99%,新加坡則是1.8%,亦遠低於深圳的5.49%。香港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製造業只是佔很小比例,而在研發的投入亦分為私人及政府兩部分。正因為製造業佔香港經濟的比重不大,所以私人的科研投入便會較少,如要加大科研投入,特區政府的參與便顯得重要。
現時香港有創新及科技基金,但審批程序仍然繁瑣,故應優化流程,讓初創企業可盡快獲得資源,加快企業的發展速度。例如新加坡是以「先撥款、後審計」的模式,加快初創團隊取得資源,使其在競爭之中獲得優勢。以人工智能(AI)為例,其市場競爭相當激烈,若AI應用能早點推出市場,便能取得先發優勢,搶佔市場。當然,「後審計」也可能出現問題,包括一些已獲批撥款的企業可能不符合資格,以及違規使用資金等。但是,要支持創科發展就一定要有容錯思維,關鍵是把這些問題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
此外,要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資,稅務誘因亦很重要。一些國家有研發稅務抵免制度,例如韓國的企業若投資當地大學科研項目,可獲得稅務寬免,刺激私人投入,並促進業界與大學的科研合作。
而且,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融資能力是不容置疑,無論本港抑或內地的創科企業,都可以透過香港這個平台籌集資金。港交所多年前已修訂上市規則,容許生物科技及創科公司能夠以較寬鬆的模式上市集資;近年香港在綠色金融也有長足發展,無論是在綠色債券或是綠色貸款方面,都位居亞洲前列。香港可以利用國際資金池的優勢,發展綠色科技債券、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等,為創科企業提供更多融資的渠道。
與內地優勢互補
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希望能夠把創科做大做強,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但本港產業結構較為單一,過去數年的人才流失和有限市場規模成為發展創科的絆腳石,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特區政府的創新思維以及政策配合。香港背靠祖國,位處粵港澳大灣區,可與內地城市進一步融合並在創科方面進行優勢互補,將香港定位為科技服務中心,積極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以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發展為例,香港市場規模較小,在日常經濟所產生的數據亦有限;內地有14億的龐大人口,每天產生天量數據,為訓練AI模型供應豐富優質的原料。要使人工智能模型愈加精準,投入質、量並重的數據就很重要,香港與內地的數據能否跨境則成為關鍵。既然港深兩地在河套有合作區域,可以考慮將這地區發展成為數據特區,通過探索大灣區內科研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則,總結有關數據流動的經驗,再制定成跨境流動規則,把河套合作區發展成為國際數據合規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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