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透視︱申請人赴港求職無着落前途未卜　高才家庭陷入兩難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的續簽條件，主要關注申請人在港是否已獲得聘用，或者是否在港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受養人對香港的貢獻是其次。盧女士與丈夫吳先生同是互聯網的專才，丈夫更是一家知名企業的資深技術員，年薪200萬元人民幣，育有一子，在北京過着中產的優渥生活。去年，兩口子成功申請高才通（A類）計劃來港，作為受養人的盧女士率先成功就業，作為申請人的吳先生卻遲遲未有着落，偏偏續簽時較側重的是他的就業情況，令他們感到很徬徨。他們希望，倘受養人成功求職也應獲加分，否則會削弱他們投入勞動市場的動力。 

採訪安排在盧女士下班後進行。她細訴自己在香港、深圳兩邊走的生活：「待會完成訪問後我還要過關回深圳，因為我先生在香港還沒有工作，我們住在深圳比較方便。」

去年初，特區政府出台一系列搶人才措施，特別是高才通計劃反響格外熱烈，盧女士身邊有朋友申請成功，令他們萌生移居香港的念頭。

兩口子原本是大學同學，分別來自南北方省份，在北京讀書時相識相戀，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成家、生子，大半青春歲月都留在北京。不過，丈夫始終希望回到氣候宜人的南方生活，特區政府的高才通計劃正好讓他們有了遷居的動力。去年4月，他們申請成功，可以來港工作居住。

由於吳先生原本任職的公司在深圳設有分部，他遂申請調往深圳工作，其間嘗試在港求職。「行頭」更寬的盧女士則破釜沉舟辭任內地工作，積極在香港的求職網站投簡歷，一個多月就收到數個面試邀請。她選擇了最先提出聘書、位於中環的一間金融機構，「薪資比我在北京略低，但也有4萬多港元，扣除稅款實際收入相差不多，算是可以接受。」

去年6月起，不懂粵語、對香港了解甚少的盧女士開始來港上班。她讚揚香港的包容性強，適應起來沒有太大難度。「在這邊遇到的人都很好，大家都很照顧我。用普通話、英文也能交流。」唯一要注意是兩地對私隱的規定略有不同。她形容，自己對香港的印象仍沉浸在「蜜月期」，一切都很新鮮有趣，想嘗試香港美食、欣賞香港景色，也希望深度融入本地社群。

工作技術含量更高的吳先生的求職路就未如太太順利。由於香港互聯網行業的高端崗位稀缺，吳先生又是在單一領域鑽研，就業面較為狹窄，所投簡歷全都石沉大海。

「並不是他不願意低就，我們都是做技術，具體還是有區別。比如我是做數據建模，平時用Python語言，機會可能更多一些。他不是做這個方向，讓他現在做我的工作，也很難立刻上手。」盧女士解釋。

兩口子擬創業以滿足條件

作為高才通計劃受養人的盧女士在港站穩陣腳，但續簽條件側重於申請人吳先生的就業情況及對香港的貢獻。隨着續簽期限逼近，求職無着落，夫婦倆開始考慮創業，以滿足簽註條件，「只是剛剛有一些想法，我們上周聯繫投資推廣署，還在了解相關政策。」他們相信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許多跨國企業在港設有機構分支，其中一定有潛在客戶。

只是理想雖好，要落地創業計劃談何容易？若為續簽而急就章，更可能壞了好事。盧女士形容，兩人處境就像是一個站在糖果櫃枱前的孩童，只差一把開門的鑰匙。

躊躇創業的同時，她更希望政府在審批續簽時，同時考慮受養人就業情況，倘受養人成功求職也應獲加分，否則會削弱他們投入勞動市場的動力。

由於續簽前途未卜，夫婦倆暫將就讀小學的兒子留在北京讓祖父母照顧，「如果撤銷內地學籍，香港這邊又沒辦法留下，小孩讀書難免會受影響。我們離開了北京的朋友圈，也錯過了陪伴孩子成長，確實是努力想要融入香港，但最後能不能留下來，真的很難說。」

合約工轉正遇挫 程序員前途未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相比之下，透過高才通計劃申請來港的陳先生，求職過程就順利得多。他找到一份一年制的合約工作，但計劃的相關續證規定是「申請人一般可獲准延長逗留不多於三年，或至其在港的僱傭合約有效期限屆滿，以較短者為準」，而陳先生屬於後者，僅能將逗留期限延長至與其工作合約期限看齊。他坦言，在此情況下令他無法有長遠的家庭及職涯規劃，因為所有計劃都可能因工作合約變化，隨時要「一切推倒重來」。

陳先生祖籍四川，2015年在中山大學畢業後便南下深圳工作，從事程序開發。一年半前，他偶然得悉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高才通計劃，恰逢深圳工作變動，他選擇申請高才通B類，來到香港尋找新機會。在簽註申請和求職初期，他並未遇到太大困難。在提交高才通申請後一個月左右，就順利獲批來港。

來港後，他全身心投入到尋找工作中，在本港各大求職平台上投遞自己的簡歷。一個月後，他敲定加入最先給他發聘書的公司——一家來自新加坡的跨國銀行，成為該公司App開發的一名程序員。

同樣從事程序開發，相比深圳，陳先生在香港的薪資增長六成以上，達到了4.5萬元港幣，通勤時間也從原來的兩個小時縮短到約半小時。對於在港的現狀，他十分滿意，「我在香港的生活融入得很順利，這裏的生活節奏也非常好。」

倘簽註期屆滿 「會否當我黑工？」

然而，在港順遂的工作與生活並未給他帶來真正的安全感。入職伊始，公司跟他簽訂了一份為期一年的合約。雖然公司承諾他在合約完成後，若滿意其表現可轉為永久性質，然而，這一口頭承諾仍有不確定性，「今年年初，我的經理告訴我，所有合約員工轉永久工的名額都已凍結。」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與公司再簽一份為期一年的僱傭合約，明年6月屆滿。

陳先生為期兩年的高才通簽註將在明年3月屆滿，根據規定續證會與其在港的僱傭合約有效期限看齊，換言之，他只能將簽註延至明年6月，意味着他的逗留期僅獲得延長3個月。

陳先生言語中透露着沮喪，指簽註期限過短令他無法作長遠規劃，「我可能因為簽註屆滿而沒辦法工作，到時政府會不會當我是黑工？」

孩子學業同受牽連

陳先生孩子的受教育權利也可能受此牽連。他的孩子現時正在西灣河一家幼稚園上學，明年將申請幼稚園K班。不過，如果陳先生無法在下學年開學前持有超過明年9月的簽註，教育局無法給他的孩子核批正式註冊證。

他苦笑道：「一位高才來港，如果連續兩年都獲合約職位，簽註續簽時只能獲得與僱傭合約相符的逗留期限，但如果那位高才獲長工，就可以獲得三年的逗留期限，這是否不公平？」

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規定，他雖表示理解，但依然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採用更靈活的政策，留下有助於補足產業短板的人才。

盼以家庭作單位衡量續簽分數 提供初創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作為各類輸入人才計劃的申請人，他們最清楚新來港人才所面對的困難，也比誰都清楚需要什麼支援。香港文匯報梳理兩位受訪者的意見，從續簽條件、就業支援及語言培訓，提出幾項要點。其中，盧女士屬高才通A類計劃申請人的配偶，雖然以受養人身份來港，但她比丈夫更快融入香港的就業市場，目前已覓得滿意的工作，也更快適應香港生活。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受養人對香港也有貢獻，但目前的續簽制度只着眼於主申請人的貢獻，她建議特區政府續簽時，應以家庭作單位衡量分數。

「並非所有高才通人士都能適應在港生活，即使是同一家庭，成員之間亦有分別。」按照現時入境事務處規定，受養人可隨高才通人士來港生活及就業，但其貢獻或成就不在續簽條件的考慮範圍內，盧女士建議特區政府將受養人對港貢獻納入高才通續簽的指標中，並可考慮以受養人及保證人佔不同比例的形式建立家庭積分制度，「比如我的丈夫是申請人佔5分，而我作為受養人佔2分，續簽時統一考慮兩者積分總和。」

盧女士與丈夫正籌備在港創業，業務對象主要是高才通申請人在港開辦的企業。她坦言，由於跟本地企業關聯較少，限制了業務發展空間，期望特區政府作為一個信息中轉站，可為不熟悉香港市場或海外市場的初創企業提供幫助，「我們希望可以跟業界、高校開展合作，也希望了解一下來自中東或者歐美的信息，幫助我們出海。」

科技產業的產出和回報並非一朝一夕，要一名來港創業的科技人才在短短兩三年，續簽時已有產出未必符合現實，她建議特區政府給予科技產業更多的耐心，以及酌情處理相關人才的簽證/註安排，「針對科技類人才的簽註，可以在前期暫時先不看盈利情況，而在續簽時考量其是否做出有突破性的產品。」

合約制高才應設一年逗留期限

與盧小姐不同，陳先生受困於過短的續簽逗留期限，令他未能作長遠人生規劃。他建議特區政府對合約制的受僱高才通人士提供至少一年的逗留期限，並希望政府綜合多方因素，以評估是否續簽，「比如來港時間，在港的工作是否穩定，以及家人是否同時來港等等，切莫辜負有心來港的人。」

求職是來港人才最大難題，尤其是環境技術頂尖人才李先生，香港環保產業仍處於初中階階段，就業市場未有太多高端的環保領域職位，但作為政策制定者的特區政府正正需要高瞻遠足，走在行業發展前，需要吸納高階的人才，但環保署的相關職位一般只聘用香港永久性居民，李先生坦言：「如果香港與內地都有相關專業人士，招香港本地永居並不奇怪，但是如果香港這方面比較弱，再限制永居的話，事情就有點不好辦。」

他認為在香港相對短板的產業上，特區政府應適當放寬限制，「不是說所有人都是公務員，你可以設置一些非公務員的職位，讓我們這些有技能的人去做一做，既沒有影響公務員隊伍的鐵飯碗，又能把有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引進來，為香港做一點貢獻。」

倡參考內地或歐美做法留才

他補充，香港可效仿內地或歐美做法留住人才，「內地有不少政府機關下屬的行業協會，比如可再生能源協會、環保產業協會等等，這些組織受政府資助，可以讓專家在裏面工作；這種情況在歐美則是由NGO負責。」他又希望特區政府做好市場調研，不應貿然拋出人才清單，導致人才真正來港後，卻無法一展所長。

來港人才對人才政策建議

●續簽應以家庭作單位衡量分數

●為不熟悉香港市場或海外市場的初創企業提供幫助

●予科技類人才更大耐心

●合約制受僱高才通人士應提供至少一年逗留期限

●不應貿然拋出人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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