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正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迫切需要謀劃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路徑和產業。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征程上，香港大有可為，可以攜手廣東、澳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中心，和上海構成「雙金融中心」格局，通過為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轉化提供金融支持，助力金融強國建設。同時，引領構建以「香港+」為主的大灣區融合模式，即主要採用香港金融、法律等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規則、標準，加快大灣區統一市場的形成。
「中等技術陷阱」的學術概念由鄭永年教授創新提出，意指經濟體通過低成本優勢吸引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但由於缺乏原創性的技術創新，無法進一步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壁壘，從而陷入經濟增長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近年來，美國不斷推進對華的科技封鎖和技術「脫鈎」，其高科技出口管制在範圍、強度和影響上都達到歷史新高。
鄭永年認為，在外部風險逐漸加大的情況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對中國來說尤為重要，這就需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提升自身實力。那麼，新質生產力從何而來？「需要依靠新的『三駕馬車』，也就是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在鄭永年看來，香港有着良好的基礎科研基礎，珠三角有完善、系統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整合起來在大灣區就可以解決技術科研、應用轉化的相關問題。「雖然香港一直在向『再工業化』方向努力，但珠三角在製造業領域的優勢，可以補足香港短板。珠三角還擁有一大批國家級和省級的工業實驗室，也具備轉化能力，這方面也可以彌補香港的不足。」因此，鄭永年認為香港的發展重點應該放在金融領域。
「就金融體制而言，缺失風投體系是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短板。」鄭永年指出，內地的金融體系是為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穩定服務的，較難產生類似西方國家那樣的風投體系。而這恰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因此，鄭永年建議中國應推動建立「雙金融中心」，即分別以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心，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金融中心，為實體經濟金融穩定服務，而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則基於大灣區各個中心城市的「勞動分工」之上，通過融合發展構建一個可以跟華爾街競爭的金融中心。
對於香港如何更好地貢獻國家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鄭永年開出的「藥方」是融合。「融合不是要變成『1』，而是根據各自優勢來發展，最終形成統一大市場。」在鄭永年看來，近年無論是深圳前海、廣州南沙還是珠海橫琴，在灣區融合方面做得最多的是「+香港」「+澳門」，探索工作很艱辛，但又不夠系統。因此，鄭永年提出一個反向概念，就是「香港+」。他解釋說，無論是金融還是法律等專業服務領域，香港的規則和標準都是與國際接軌的，都是得到世界認可的。因此，相比起重新去探索建立一套能獲得世界各國各地區接受認可的規則和標準，直接使用香港標準更加簡單快捷。「如今有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及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解決了安全問題，也使得直接套用香港標準具備了條件。」
近年來，中國各地政府紛紛出台系列配套政策，支持科技創新。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還需要在培養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和可持續技術升級能力上下功夫。在過去數十年裏，中國被公認為「世界製造工廠」，「中國製造」享譽全球。但是，不能忽視一個現象，「中國製造」某種程度上只是「中國組裝」。應如何科學認識中國所處的技術水平，鄭永年認為，無論從供應鏈、產業鏈還是價值鏈等維度看，中國目前的技術大體上正處於中等技術水平。他分析說，一方面是中國缺失原創性技術，即缺少「從0 到 1」的技術創造；於應用技術領域，在「1—10」的刻度內處於「4—7」的位置，且缺少「8—10」的技術水平，即在很多領域還沒有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許多核心技術及關鍵零部件對外依賴度依然很高。
近年來中央也愈發重視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技術人才培養等方面，正在尋求新質生產力的突破發展。鄭永年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以日韓為例，指兩國在轉向技術原創的進程中也花了三、四十年的時間，「中國也需要這麼一段時間，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同時，鄭永年透露，今年他將帶領團隊進入「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第二階段研究，聚焦人工智能、互聯網、生物醫藥等尖端領域。
記者：帥誠、黃寶儀、李紫妍
拍攝：帥誠、黃寶儀、李紫妍
剪輯：思明、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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