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最近,著名漢學家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以90高齡逝世,頗引起華文輿論界關注。除了他是《鄧小平時代》作者外,也因為他是最早來中國實地研究的當代西方學者。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西方社會對新中國仍心存戒心和抗拒的時候,他已從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開始,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更早在1969年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一書。

之後,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他不但來到香港以近距離從事研究,更一度到廣東居住7個月,接觸當地人,進行大量田野調查,寫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成為最早研究改革開放實踐的西方著作之一。

傅高義雖年已九旬,但猝逝前的健康狀況良好,一個月前還以視像方式出席北京《財經》雜誌主辦的「2021:預測與戰略」年會,並在發言中呼籲中美盡快恢復對話,促進經貿與學術交流,反映這位「中國通」對兩國關係惡化的關切和擔憂。

我想起早年認識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Helmut Martin)。跟傅高義不同,比他年輕十歲的馬漢茂研究文學。他1961年入讀慕尼黑大學中文系時,全班只有5個人,學的卻是《老子》、《莊子》之類的艱深古文,以致他取得漢學博士時,還不會講漢語。

直到他到台灣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才開始學說漢語。其間認識了當時在台大學英文的女生廖天琪,並在當地結為夫婦。在中德1972年建交時,他獲德國外交部聘為翻譯,見證了重要歷史時刻,也成為他日後將研究重心從台灣轉至內地的契機,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改革開放後,他不但在德國主持了「中國新時期文學討論會」,更組織翻譯了許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擴大了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影響力。他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紹高行健作品的漢學家,推動翻譯了《靈山》等作品,對高獲諾貝爾文學獎頗有助益。

可惜,這位熱衷於文化交流的學者1999年卻因抑鬱症跳樓自殺了,時年59歲,看不到中國社會後來的巨大變化,以及中德關係的深化。

由於歷史因素和經濟落後,不少中國人嚮往西方文化,為吸收別人的經驗和知識,努力學習別國語言,相對來說,西方人學中文的比例卻很少,了解當代中國的更少,以致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停留在半世紀前的文字記載中,造成文化偏見和文化不平等。這亟需一些願意了解中國又作風平實的漢學家們秉持公心、客觀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