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建築界，張永和創造了眾多第一：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學建築的學人之一，1990年代回國開設了第一家個人建築師事務所「非常建築」；1996年創建北京大學建築學研究中心，第一個嘗試將新的建築教育方式引入中國，和當時國內主流的巴黎美術學院布扎建築教育體系形成鮮明對照；2000年，第一個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上展出作品，其後又五次參展；第一個在國際著名院校建築系擔任要職，2006年被聘為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2011年第一個出任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委；第一個遊走於服裝、傢具、家居用品設計等多個領域的中國建築師，顯露其在視覺領域廣泛的創新實驗，以及博雅的審美趣味。不誇張地說，在中國當代建築實踐、建築教育甚至藝術領域，張永和已留下屬於自己的深刻印記。
2025年1月，張永和出任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9月5日在港大的學術演講，是他上任院長後的首次公開亮相。當日群賢畢至、冠蓋雲集，張永和分享他的各式設計作品，其中一幅以港大建築系前系主任黎錦超肖像融入電影《英雄本色II》的海報設計，巧妙寓意「明天會更好」。在隨後的提問環節，他也從容以對、氣度嫻雅，流淌出一派從大江大海歸來的雲淡風輕。
不過，對時人所盛譽的「中國當代建築之父」等稱謂，張永和先生內心深處或未必領情。他完全不是教父型人物的做派，教父過於威嚴，殺伐決斷、動見觀瞻，他則是休休有容、溫文爾雅，操着類似話劇《茶館》的京腔京韻，節奏不疾不徐，音調不高不低，有一種細品下才能領會的幽默，以及老北京人閱盡世事的從容。這一方面是他周遊東西世界、往返人間百態後形成的禮教分際；另一方面，則有出身詩書人家和世家子弟的視野和教養使然，也許還隱藏着不與人爭的孤獨個性。張永和打小就隨父親訪過黃永玉等京城文化名流，父親張開濟，是梁思成等之後、所謂中國第二代建築師代表人物，廣為人知的作品有天安門觀禮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台國賓館、北京天文館等，家學傳承對其影響不可謂不深。
還是回到張永和的作品，是什麼成就了他？
這一方面得益於張永和的家學淵源，他從小喜歡畫畫，父親張開濟因材施教，引他入門。不過他也自承沒有天賦，當年肯定考不上中央美院，「（大畫家）張汀曾說我這麼小畫畫就有匠氣。」另一方面也與父親一直督促學英文，能很快留學美國、站在世界最前列開闊視野有關。「留學期間接觸到西方現代藝術，我逐漸認識到建築中對材料、結構、構造、空間的審美，和現代抽象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設計既存在於藝術中，也存在於建築中。此外，在建築與藝術之間，還存在着一系列更接近生活的設計，如傢具、產品、服裝等等。對我來說，藝術、設計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也攸關張永和的執着和堅持。198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畢業後他留美教書，參加過不少建築設計競賽，得過一系列國際獎項，但就是「蓋不成房子」，「1993年至1996年我們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麼事也沒幹成，挫折感特別厲害……」回國後情況並沒很快好轉，「當時我們在北京租的工作室沒有暖氣，我和魯力佳（編者註：張永和妻子，非常建築工作室合夥人）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後來沒錢發不出工資了，魯力佳就問她母親借錢，這樣過了好多年。真正有轉機要到2000年以後了。1998年蓋成了兩個房子，大家開始覺得我們還真蓋房了，而且跟其他人蓋的不太一樣，業務逐漸就多起來了。」
和多數傳統建築師不同，張永和始終保持着廣泛的思考和創作姿態。「我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北京長大，愛看京劇，喜歡美術，後來學了建築，然後接觸了其他藝術，只要是視覺藝術，我都很難拒絕。我有幾個特別精通的事：服裝設計、電影（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小說（讀過許多法國新小說）。」他提倡建築設計者應該像藝術家那樣，對自身經歷和生活環境保持敏銳的洞察力，也應像小說家那樣，深入細緻地觀察生活。張永和稱自己是「城市動物」，喜歡住在紐約這樣的大都市，也喜歡早年的北京，散着步就能碰到熟人，站在街上聊天，還喜歡到處是可逛的小店的上海。他有寫作興趣，2023年在《收穫》雜誌發表萬字散文，文筆冷靜克制，敘事有法國新小說派的特色。早年寫過先鋒話劇，類似《等待戈多》的荒誕現實主義冷峻風格。「像人類學家一樣，研究人們活動的每一個細節和其意義，以此來體察人們的活動與人造環境的相互關係。」他所設計的自行車公寓、車輪上的席殊書屋、長城下的公社之二分宅等，都是環境、生活方式和建築思考的想像結合。
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把學人的問學路徑描述為刺蝟和狐狸兩類：一個內求於己、就地深挖；一個多線作戰、全面開花。有孔雀開屏般多元視覺創作能力的張永和無疑是後者，但在或讓人眼花繚亂的創作表象下，其實暗藏着一條主線：優雅的平衡。張永和以其家庭出身、個人性情與命運造化，在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沉重與輕盈、復古與變革、理性與感性之間，居然幸運找到一條因地制宜、調和鼎鼐的平衡之路。他致力立足於人的真實環境，努力創造美，用優雅、適合人居的建築，增進人的現實生活福祉。
正是他獨特優雅的建築美學追求，讓他和其他中國建築師的作品風格區隔開來：他對父親張開濟的代表作，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台國賓館等，並不特別重視。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張開濟於新中國成立後為普通居民建造的民居。這也讓他和同時代的建築師如劉家琨、王澍等不同。劉家琨的代表作西村大院氣勢恢宏，有面對現實改天換地的革命氣質；王澍的代表作寧波博物館古樸沉着，強調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取材和與現實對話；張永和則是隨物賦形，依據功能要求和具體環境，在建築的結構、造型、空間、材料等方面千變萬化，更優雅，更輕盈。他的近期代表作如中國美術學院良渚校區、吉首美術館、塱頭春陽台藝文中心、巴黎國際大學城中國之家、深圳南頭城社區中心等項目，都可見匠心獨運。
張永和近期在辦公室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他果然是一個很好的採訪對象，坦誠而放鬆，眼神中還有好奇的亮光。他的關注面之廣和專業性之深可想而知，但蓋了幾十年房子後，現在他似乎更樂意談談別的：早年經歷、在港見聞、父子關係、電影和藝術，他都願意漫漫而談，從北島到余秀華的詩歌，他都葆有關注興趣。他說：「這個世界非常糟糕，非常醜惡，只有接觸到一點藝術，或者看場好電影，才會覺得，原來人性還不是那麼糟，這對我來說挺重要。」採訪最後，張永和又說到一個讓他縈懷的香港見聞：星期天的菲傭街頭聚會，他準備周末再去踏訪，「看一次就感動一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怎麼看香港這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建築特色和城市風貌？
張永和：我覺得有一點挺重要，就是內地過去向香港的學習，都聚焦在摩天大樓上，覺得摩天大樓的形象才代表着現代化。其實香港在城市建設上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經驗，特別值得學習：大疏大密。香港建設已有100多年了，到現在建設用地只用掉了24%，這使得香港一方面密度很高，另一方面看出去又都是青山綠水。這種建設模式使環境保護得很好。有的城市跟香港學習後又發展出自己的模式，比如溫哥華中心區高低層結合的街區。可惜內地沒有去學。
不過，在香港待的時間稍長一點，也就發現另外一面，比如建築的結構設計非常保守。像我們建築師一看，比方說柱子，怎麼會這麼粗，簡直荒唐。但一講原因也很可笑，據說是要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保證能夠最快通過審查，如果工程師算得比較緊，一旦審查不通過，就得重新算，就浪費很多時間了。
香港的公寓單元小。比方說50幾平米的一套房子，要分出三間臥室。當然這不是建築師能決定的，但問題在於：越小的房子其實越需要設計，香港可能沒有很強的設計意識，它只是切了小豆腐塊。我和妻子有一次在北歐旅行，住一家特別小的旅館，後來發現小房間特別有設計，比方說需要兩張床，第一張床同時是一個沙發，第二張床需要時可以折出來，睡覺時一張桌子又可以轉開給床騰地兒，通過設計在小空間裏保證基本的便利。紐約有個旅舘，是法國設計師Philippe Starck做的設計。房間非常小，可是他還用幽默方式把這個小給誇張出來，床的靠背特別大，把牆撐滿了，上面印了一張放大的古畫，顯得古畫好像充斥在房間裏，特別好玩。他有好多奇思妙想，能夠使一個小空間的使用效率更高。
香港可能還不是一個設計城市，包括服裝設計。這麼大的香港，像那種小的獨立服裝店，還有買手店，非常少。我有個朋友梁文道，給我們一個香港買手店清單，結果我跟魯力佳一天就逛完了。就在銅鑼灣的兩條街上，加起來可能有個七八家吧。對於設計特發達的城市，這有點少。我想，香港可能還有一段比較長的路要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談回到香港建築，一般人也許會提到中銀香港大廈，您有什麼關注到的項目嗎？
張永和：我在寫一本書，就是「給孩子的書」那個系列，北島主編，我寫的是《給孩子的建築》，書中談到60個建築案例，香港我挑了一個，就是香港國際機場。這個機場是一個從空間到結構、設備、構造都有很高質量的建築。同一個建築師（編者註：英國建築師諾曼·福士特）設計的還有滙豐銀行大廈，是一個很特別的建築。不過不是那麼有道理，他把建築變得像個大機器，但看着覺得挺有趣。可跟香港機場不能同日而語。美國建築師Tod Williams & Billie Tsien做的亞洲協會也不錯，建築跟山地的關係處理得挺好。
中銀大廈也是很好的建築。我跟貝先生（貝聿銘）也相識，像福士特、貝先生，也包括我自己，都對建築有一種理解，就是認為一個建築的結構應該是有設計的。內地恐怕90%的建築結構，是拿一個常規結構體系用了就完了，設計含量特別低。我們的理解，結構設計含量低，意味着這個房子其實沒有什麼質量。從建築學來說，香港建設的智慧其實在城市方面，而不在建築方面。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南方城市，特點就是街道比較窄，也比較密，這跟殖民文化也有一點關係。歐洲城市當時的人口情況，決定了它不會太大。街道從中世紀開始就比較密，密帶來的是這些房子跟這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如街道、廣場，接觸的面多，所以就很便利，可以享受逛一家家小店的樂趣。香港原來就有這樣的城市文化，現在保留的也不少，比如去堅尼地城，吃個煲仔飯，再喝涼茶，買了非常好的麵包，然後搭小巴回家，我們覺得挺有意思。我跟我妻子都是城市動物，特別喜歡在城裏到處轉。香港有不少有趣的去處，像中環到上環一帶上半山的扶手電梯，又像在香港常常室內和室外空間不分，在街上走走就鑽進了建築，過了一道橋又出到外面去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來港大執教正好趕上香港的北部都會區建設。北都區面積約三萬公頃，被稱為「未來發展的新引擎」，特區政府的預想是要「宜居、宜業、宜遊」。作為有豐富建築實踐和教育經驗的建築師、學者，您有什麼想法可分享？
張永和：就是剛才講的，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在整個規劃建設方面的經驗，我希望能夠帶到北都去。城市建設的成果，不是建一大堆房子就完了，而是要有城市性，城市性建立在步行的基礎上。步行不僅僅是為了交通，北京話說「溜達溜達」，就是你進小店去逛逛，看到什麼東西順便買買，或者吃點喝點東西，享受的就是這個都市生活。北都應該把這個都市文化傳統延續下去。
我對深圳比較了解，因為做過若干項目，包括一個社區中心。南頭說是古城（編者註：深圳南山區的南頭古城），本質上是一個城中村。用這詞不帶任何的消極和貶義，恰恰說明它具備城市性。不說虛頭巴腦的話，你就看看周末多少人去南頭走路逛店，那叫一個熱鬧，我們設計的房子恰恰沒什麼商業，社區中心是一個公共建築。深圳肯定有很多大的社區、公寓樓，從設計到建設比香港的新，還有漂亮的綠化，但就是比較少給老百姓溜達溜達、享受城市的空間，香港還是比較多的。
我今年給學生出了一道競賽題目，叫「縮街」。中國的人口從2016年開始下跌，人口少了會帶來問題，表現在城市建設上會很明顯：首先房屋的空置率已經相當高，北京上海辦公建築的空置率是30%，深圳50%，別的地方應該更高。那將來的城市難道就讓它越來越空、大寬馬路上也沒多少車跑，就不管了？肯定不是。城市在變化，城市的規劃和設計也要跟上來。所以就提到縮街的問題：寬街如果不需要了，變窄街怎麼變？這次學生們交上來上千份設計，有的挺巧妙的。更難的是高樓，如果高樓只有一半、頂多2/3的空間使用了，那空的那1/3怎麼辦？現在可能暫時沒答案，往前走看看是不是變成都市農場，在樓層裏像溫室似地種菜等等，我覺得一定有辦法，需要很多想像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中國的城鄉風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您提過一個說法：城市蔓延。大規模城市化似乎不可避免，您怎麼看這種變化？
張永和：城市化這個事情的發生幾乎是必然，是經濟發展所導致。可我有時候也看到一些城市，開始認識到要保護傳統文化，要有新有舊。把老房子保下來有助於發展經濟，尤其是文化旅遊，我覺得非常好啊。
我比較遺憾的一點，是私有汽車對中國城市的消極影響。如果沒有完全追隨美國式依賴汽車的生活方式，我們能少走好多彎路。我父親是2006年過世的。他年輕時白天當建築師，晚上當文學家寫散文。他85歲退休後，經常給《北京晚報》等報刊寫文章。他當時就提出了幾個觀點：反對高層建築，反對私人普遍擁有小汽車。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挺可惜的。我剛才也講了，如果以後人口少了，公共交通更發達了，私人擁有汽車的量會下去。轉折點在哪？我不知道，作為城市建設相關的特定職業人群，建築師要有思想準備，所以我才出了「縮街」那個題目。
其實老百姓最關心、但建築師最無力的，是房價問題。我最近去了瑞典，一棟樓裏，如果你屬於高收入的人群，你付全價租這個公寓；旁邊這家是屬於低收入人群，政府補貼，但都是住完全一樣的房子。我覺得的確得有一些機制，讓住房不是一個天價資產，而能更貼近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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