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涘
「自陽明出，儒釋疆界，邈若山河」——黃宗羲一語道破陽明心學在劃清儒學和佛學界限上的分量。陸王心學深受佛學影響，尤其在心性探究的思想方法上，佛學實在是為心學「導夫先路」，為其突破程朱理學桎梏開闢了法門。但佛家出世之想，與儒家經世宗旨，在價值取向上有根本差異。
自東漢末年佛學東來，至魏晉南北朝蔓延成勢，到唐宋禪宗勃興，佛家對「心」的探究逐漸形成精密體系，其思想方法極大啟發了宋明諸儒。佛家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心是佛，佛是心」，將「心」從「受物所役」的被動存在，提升為超越物象的絕對本體。這種「直指本心」的本體論建構法，打破了傳統儒學重「禮」輕「心」的局限，直接啟發陸九淵的「心即理」之說。陽明繼承並發展了「心即理」思想，提出「良知即天理」，將程朱置於天地萬物的「理」，拉回到「吾心良知」。這種將道德本體安立於「心」的方法，與佛家「明心見性」「佛性在己」的思路一脈相承。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說，以「向內觀心」取代「向外求法」，打破了傳統佛教的繁瑣修行路徑。這種「反求諸己」的功夫論，為陽明「致良知」提供了直接借鑒：陽明主張「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正是將禪宗「觀心識性」轉化為儒家「存心養性」的實踐。陽明進一步提出「在事上磨練」，亦是對禪宗「搬柴運水皆是道」的改造與升華。佛家主張通過「戒、定、慧」消解「我執」與「物慾」，這種「破執」的認知邏輯，為陽明「減人慾，復天理」提供了思想參照：陽明提倡「省察克治」的功夫，與佛家「觀心斷惑」的方法相通。
更關鍵的是，佛學「心物關係」的辨析方法，為心學突破程朱「心物二分」提供了思路。程朱主張「理在氣先」「格物窮理」，將「心」與「物」看作內外兩個截然不同的存在；而佛家「境由心轉」「萬法唯心」的觀點，以「心」為「物」的認知根源，將二者打通。陽明提出「心外無物」，正是借鑒此法：他謂「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正是吸收佛家「心物不二」的辨析邏輯。可以說，若無佛學對「心」的深度開掘與方法論支撐，心學難以跳出程朱理學的枷鎖，形成「道德主體性」的鮮明特質。
陽明早年「醉心於佛老三十年」，對佛學的價值有着深刻認知：他肯定佛學「明心」功夫的價值，直言「佛氏說心說性，亦有不差處」。他讚賞佛學「治心」功夫的精密，認為佛家「收攝心神」之法，與儒家「正心誠意」的功夫，旨趣相近。他肯定佛學的「仁愛」精神，謂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認為這種「利他」精神與儒家「仁者愛人」有相通之處。
陽明對佛學「頓悟」說也有客觀評價。針對時人「陽明學近禪頓悟」的詰難，他不否認頓悟的價值，反而指出「夫悟者，悟其心也，非悟其事也」，認為佛家「一悟即至佛地」的思路，在「體認本心」層面有其合理性——只是儒家之悟是「悟後必有事焉」，落在人倫日用中；佛家之悟是「悟後便休」，淪為空寂虛無。他進一步解釋：「吾儒之學，於動靜語默之間，皆有事焉，不忘存養省察，即是致良知。」這一點，清晰區分了陽明心學與佛學之間「方法借鑒」與「宗旨堅守」的界限。
陽明最犀利的批判，莫過於戳破佛家「不着相」的虛妄：「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見弟子不解，他進一步剖白：「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佛家將人倫視作負累，逃避之舉本身便是對「相」的執念。陽明指出，佛學更根本的弊病在「自私自利」。他認為，佛家求「無」是為「出離生死苦海」，求「靜」是為躲開世間牽絆。這種只求個人解脫的學問，自然「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與儒家「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的經世擔當判若雲泥。
而儒家與佛家的分野，恰在這「着相」與「不着相」的顛倒裏。陽明說儒家「着相」，是因從不逃開人倫——「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看似黏着具體倫理，實則順天理而行，從未被「相」束縛。佛家的「空」與儒家的「實」更涇渭分明。佛家「要盡絕事物，漸入虛寂去了」，陽明卻講「良知即天理」，需在「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佛家和陽明心學都主張人生要做減法，但佛家求「日減」是減到空無一物，陽明求「日減」是「減得一分人慾，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也就是減私慾而留擔當，而不是像佛家「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
陽明用「良知」立起界碑：佛家的「心」是逃世空心，儒家的「心」是入世實心；佛家的「悟」是逃避世事、是自私自利，儒家的「悟」是腳踏實地、無私慾遮蔽。儒家要在世間安天下，佛家要以空寂逃天下，這正是儒釋之疆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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