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上搜尋馬伯庸過往痕跡，會發現他走到公眾視野的時候總會穿一些印了心聲的衣服，彷彿一種無聲的幽默。粗略不完全統計，有「我是自願打工的」、「啊對對對」、「需要我幫忙嗎？」（當中「忙」字為倒寫，指「幫倒忙」）等等。這一次他來到香港為「一本讀書會之名家文學季」系列開講座，穿了一件印着「i人」的上衣。問及，答得也很簡約：「我的確就是『i人』，但我又沒法到處跟人說，因為這就很矛盾，索性穿出來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宇威
不過，馬伯庸的「i」，是一種恰到好處的「i」，不在講座上「i」，不在與讀者侃侃而談的時候「i」，也不在聊創作的時候「i」。唯一的不自在，是被扔到一個需要觸發原始社交能力去寒暄客套的場合，他會自發性逃避。他的娛樂與消遣，是腦海中那些懸浮於現實與虛幻的小故事自給自足的。
職場與人性古今共通
作為一個從牛馬打工人逐漸跨界，如今成為全職作家的馬伯庸，無疑是高產的，他的高產來自於兩點：一是不把寫作當作某種意義的「打工」行為，由真心誠意的興趣與愛好使然；二是他至今仍將寫作運作成一個「打工」生物時鐘，保持着朝九晚五的作息。兩者既矛盾，又產生一種在他的小說中能呈現的趣味。「我在一個中學的旁邊租了一間工作室，這個學校打下課鈴的時候，我就會站起來開始活動腰和頸椎，打上課鈴，我就坐下繼續工作，上午寫作，下午查資料、校對，我也會跟着學校做個課間操，保持着這樣的作息。」馬伯庸說。
馬伯庸慣常用中國歷史作為背景寫故事，但寫的還是人，這個「人」不過是生活在過往的時代、制度裏，本質上與現代人的思維、伎倆抑或情感無異，他筆下的某些人物，尤其是《長安的荔枝》裏的李善德，與他個人氣質是相當契合的——有職場裏的兢兢業業、逆流勇進，也有尋常老百姓的無奈與妥協。
《太白金星有點煩》也是如此風格，故事設定在《西遊記》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背景下，但腦洞大開，採用續寫或者說番外的手法，自行補充了《西遊記》的前傳、未播劇情。重要的是，故事又精妙地來了個串聯，把今天職場的種種都注入到《西遊記》故事中，妙就妙在，情節完全沒有違和感。
到了《食南之徒》，讀者剛開始往往被美食所吸引，那些唐蒙吃吃喝喝的描述，眞是讓人垂涎欲滴、蠢蠢欲動。故事設定在西漢這個熟悉的歷史背景下，有懸疑、權謀、人性，讓人一層一層撥開迷霧去探尋真相，但是又沒有完全揭開眞相，似有似無，如真是假。故事沒有結局，但讀者必然能夠想像到唐蒙歸園田居後的優哉遊哉。馬伯庸說：「我希望自己寫出來的文字都是有據可循的，我給自己立過一個原則是所見即所得，或者說所讀即所見。例如我寫了這個地方，別人能夠去尋到，讀了《食南之徒》，合上書去南越王宮博物館，可以在裏面看到所有書裏提到的文物、竹簡、香爐這些種種的東西，寫了這道美食，放下書就能點個外賣試試味道，從而進入主角的時空。」
馬伯庸總結下來一句：「寫作其實就是找朋友的過程，只需要誠實地展現出自己的三觀。」這便解釋了為何他的「i」不包含與讀者的交流——讀懂了他的作品，就是朋友，與朋友不必客套，自然可以大方甚至暢聊到神采飛揚。
「限時絕境」與「任務驅動」的創作思維
作家的高產來源於志趣，但也要有技巧與屬於自己的創作思維。怎樣才華橫溢的人，都會有黔驢技窮、靈感山窮水盡的時候，馬伯庸的寫作思路來源於無時無刻不繼續的觀察與思考。他提到自己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就喜歡打開地圖看看周圍的地名。比如他曾去過河北的一個地方，周圍分別有南、北、西護駕村，唯獨沒有東護駕村，有趣的是在東邊有一個護駕遲鎮。合理推斷，可能是當年有某位皇帝在此處遇刺請人護駕，其他三個村都前來救駕，而東邊這塊地的人來遲了，皇帝懷恨在心，起了個這地名，相當於記在小本本上了。
又例如他會給自己一些「限時絕境」的假設題，「比如說，我經常做的訓練是如果在沙漠中發現一噸整塊黃金，接下來怎麼樣？大家正常的人想『我發財了』對吧？但是實際想一想，從發現黃金到發財之間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你怎麼把黃金運出去？」從黃金的硬度要找到合適的切割機，到切割機怎樣用電，再到裝到什麼樣的車裏、到了沙漠邊陲怎麼存起來，最後如何變現——這樣一個類似於「我中了彩票以後怎麼辦」的假設性問題，多數人只當嘴邊的笑話，但馬伯庸想了十來年。「現在對這一整套細節我都有了非常詳細的解決方案，目前就差沙漠裏的這一噸黃金了。」他一本正經地說。
正是這樣對細節的解構，成就了馬伯庸作品中一個個細枝末節的曲折、困境與故事的去向。但是，馬伯庸對於現實中的無奈與難題，並不都有解法——「外部的這些種種不如意，是必然的、無法逃避的，我們作為一個個體，作為一個普通人，實際上沒有辦法解決生活中的這些壓力和困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內求，我們要給自己內心建立一個足夠堅固的避難所，當外界出現麻煩和挫折，我們可以進入到避難所裏，短暫地休息一下，舔一舔自己的傷口。」
「內求」是屬於自己的桃花源
《桃花源沒事兒》作為馬伯庸最新、亦是創作時長最久的作品，目前炙手可熱，但這部作品，實際上是他的「練手之作」，在斷斷續續寫了十來年後，決定出版。彼時，他還仍是一個在外企朝九晚五的「群眾一員」。脫離了打工人的生存境況，馬伯庸是很警惕的：「很害怕自己脫離這些具體生活的氛圍。所以我在辭職以後，一直也跟前同事、前領導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目的很簡單，就是聽他們在飯桌上抱怨。往往一個人的抱怨都是真的，是最能夠打動讀者、也最能從讀者中找到共鳴的，所以會一直在找他們做『調研』。」
這種共情，馬伯庸覺得是作家應該具備的一種基本能力，「作家不一定要走南闖北，不一定要是什麼工作都幹過，但是他應該是具備一種擬態，能夠模擬自己處於這個地位，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我雖然不能做到百分百沉浸在讀者的狀態中，但是我也會努力修正自己的這種脫離狀態。」
他舉例說：「我觀察到5點多的時候，停車場幾乎一半的車子裏面都會有手機的光亮，因為他們下班之後可能回到家還要面臨孩子的學業、家庭的紛擾，那麼他們在車子裏的那5分鐘時間，是唯一可以自由自在的，這就是一種避難所，或者說我們把它稱為桃花源。中國人的終極精神矛盾之處，就是桃花源，實際上就代表了一個外界的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可以在內心找到一種去解脫、去休息的機會。所以我認為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一個真正的休憩之處，一個放鬆、短暫地忘掉外界煩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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