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何在？這不僅是學術考據，更關乎如何理解文學與時代的互塑關係。學者許子東以《許子東文集》的出版為契機，通過從「作家研究」到「作品研究」的轉向，系統構建了一種「另類」的現代文學史敘事。他藉新論、細讀、重讀、選讀，穿梭於文學的虛構、建構與解構之間，並以學院內外的跨界視角，回望歷史、審視現實、展望未來。●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曾任香港嶺南大學（嶺大）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的許子東，任教「中國現代文學」課近20年，其課堂素來深受學子愛戴。他於2016年獲邀在騰訊新聞網上平台作現場直播，觀看次數超過百萬，影響深遠。已榮休的許子東日前重返嶺大校園，獲「嶺南高等研究院」頒授「資深嶺南學者」榮銜，並以「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為題開講，就其最新出版著作《許子東文集》分享多年學術的研究成果，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關鍵議題。
中國現代文學始於梁啟超
為何選擇以「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作為講題？許子東解釋道，這直接源於新著中的《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卷，該書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以梁啟超作為論述的起點。「最初我並不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去考量，只是因為梁啟超的小說很有意思，才從他這裏講起。」這一安排並非刻意顛覆，卻意外構成了對傳統文學史書寫範式的一種挑戰，且最終自成一條言之成理的學術脈絡。他直言近期已在香港和內地講過多次魯迅和張愛玲，故此次希望以宏觀的「起點」問題，開啟一場有別於既定框架的討論，以期在有限時間內，為聽眾提供一個重新審視文學史脈絡的新視角。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歷來是學界聚訟紛紜的議題。許子東表示，傳統視角往往把「五四」《新青年》視作開端，但若從歷史脈絡回望，梁啟超倡導的「小說革命」、晚清四大名著、1892年韓邦慶《海上奇書》，乃至1635年明末楊廷筠作品，都可視為現代文學的「起點」。而他個人更傾向於將梁啟超1902年倡導「小說革命」視為起點，理由有三：「第一、中國現代文學是中華民族想像共同體的一個重要支柱，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由梁啟超於1901年首次提出，使得從此以後我們的文學作品都開始參與講述中國故事；第二、梁啟超有一整套的小說革命理論，將小說提升至『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第三、梁啟超1902年通過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預言，勾勒出了中國故事的基本框架，此小說是非常好的白話文，且那時已有印刷工業的支持。」
許子東認為，界定現代文學的起點不僅關乎時間或定義，更關乎如何理解文學在社會與歷史中的角色與價值，進而思考文學與時代互相塑造的深層關係。他進一步補充：「對當今大學生而言，從梁啟超讀起和從魯迅讀起是不一樣的，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對魯迅新文學價值的判斷。正如當我們能夠看見《新青年》與晚清作品之間的差異，便可以更好理解『德先生』與『賽先生』反禮教主張的重要性。」因此，拓寬閱讀視野，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前移，不僅無損於現代文學教育，反而能使其根基更加堅實。
開創「作品中心」研究法
《許子東文集》全面收錄了許子東數十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研究精華，涵蓋現代作家論、學術論文、專題研究、文學史論述、自傳及媒體評論等，系統構建了理解中國文學變遷的框架。其中對郁達夫、張愛玲、魯迅等關鍵作家的深入剖析，不僅勾勒出百年文學的思想光譜，更揭示了文學與社會互動的複雜脈絡。
文集開創了從作家轉向作品的研究法，許子東表示，內地文學史的基礎研究方法是「時代—作家—作品」，而他試圖顛覆傳統。他闡釋了這種研究方法轉向的兩個原因：其一是有意引入「新批評」理論，該理論主張「作者已死」，強調應聚焦文本本身而非作者意圖，「你不要去聽作家說什麼，你就去讀他的作品。」其二是基於他橫跨內地與香港高校的教學觀察——當前大學生普遍面臨「作品閱讀缺失」的問題，應試導向下學生多背誦時代背景與作家生平，卻疏於細讀原著。這種現狀促使他嘗試通過文本切入，引導學生重返文學現場。他舉例道：「當我講巴金時，我先講他的一部作品，之後延伸到社會環境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藝生態，我不是不講時代，而是從作品開始去講這個時代。」儘管這一方法被評論為「另類文學史」，許子東卻視其為一場重建以作品為中心的認知路徑的積極實驗，「另類就另類，也沒什麼不好的。」
《許子東文集》今年年初在內地率先出版，7月則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推出繁體版。「對我們做學術研究的人來說，發表文章、出書和出文集就是人生三階段，出文集是一種光榮。」許子東雖有些許擔心市場反響，但更視這套文集為學術生涯的階段性總結與重要肯定，他笑說：「商務印書館願意出我的書，並擴充為11卷12冊，同行們都羨慕得不得了。」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商務印書館將文集設計為可分冊購買，此舉讓文學回歸純粹——閱讀本不該是沉重的負擔，而應是隨心的邀約。這正呼應了他對心懷文學熱望的年輕一代的寄語：「喜歡文學是沒有錯的。往上說，它可能改變你的命運；往下說，你的人生再失敗，都可以在文學當中找到安慰。」
學者需兼顧專業深度與公共表達
許子東曾以文化評論人身份活躍於《鏘鏘三人行》《圓桌派》《見字如面》等節目，這些跨界經歷為他思考學術研究與公共表達帶來深刻啟發。「我深深體會到為什麼魯迅即使已經寫出了很好的小說和文學研究作品，依然會寫很多雜文，且參與很多文化鬥爭。」他點明，讀書人在世要做好兩件事：「一是做好自己的專業，二是總忍不住要對社會『說三道四』，提出一些意見——這不是缺點，這是一種光榮傳統。」
而在實踐層面，公眾媒體經驗讓他更加重視學術表達的清晰度，節目「接地氣」的特質也促使他持續反思理論如何聯繫現實，「再好的學問，首先也得能說清楚。無論面對大學生、明星還是普通觀眾，如果說都說不明白，寫進書裏恐怕別人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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