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犯》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李盈春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東野圭吾在推理圈鄙視鏈底端的戲言流傳已久，甚至有讀者直言其新作已不再令人期待。然《架空犯》作為作家出道四十周年的獻禮之作，我覺得仍有一讀的趣味。個人而言，東野正在嘗試建立筆下的四號偵探的生命——也即是自《白鳥與蝙蝠》出現的五代努。眾所周知，東野圭吾筆下的偵探，廣受好評及人氣鼎沸的固然有加賀恭一郎及湯川學，但其實陰影下同樣有無疾而終的天下一大五郎，證明不是每一名偵探都是賣座叫好的保證。在出道四十年的契機下，東野仍竭力去為新偵探開拓新生，證明作者對自我要求的執持，這一點我絕對肯定嘉許。
三大偵探對照
五代努作為警視廳搜查一課巡查部長，他與轄區刑警山尾陽介的搭檔，本質是體制內部的協作齒輪。五代沒有加賀的「孤狼」氣質或湯川的學術光環，其破案動力源於職務責任與實務經驗，行動受限於官僚系統的流程與轄區權限。書中他追查藤堂夫婦焚屍案時，需平衡上級壓力與證據矛盾，甚至被「自殺定論」的行政惰性牽制。這種「系統螺絲釘」屬性，使其成為東野筆下最貼近日本基層刑警生態的角色。
若要進一步加以對照，自仍有可反思的空間。當然，湯川學以物理實驗室為堡壘的「理性符號」，將案件抽象化成為可驗證的科學命題，自然與五代努的設定涇渭分明。湯川學超然姿態隱含對體制與人性的不信任，破案是純粹的智性遊戲，與社會脈絡刻意保持距離，反映出知性化極致的破案模式。與五代努行事風格較接近的，其實是加賀恭一郎。作為拒絕升遷的「人情偵探」，加賀擅長從社區關係與生活細節（如《新參者》中的市井互動）挖掘真相。他的行動邏輯是對「人的溫度」的執着，破案過程常伴隨對受害者社會關係的重構，本質是對現代性人際疏離的修補。最終真相揭示常伴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和解（如《紅色手指》中的家庭倫理救贖），破案是情感網絡的重新編織。加賀可謂專以「關係修復」來處理案件，最終往往以犯人的認罪以致贖罪來了結案情。
五代VＳ加賀
從查案的過程而言，五代及加賀的行事風格，或許區別不算太明顯。兩者都是從不吝嗇力氣以及任何蛛絲馬跡的實幹型警官。在《架空犯》中，五代追尋及揭開藤堂夫婦死亡真相的關鍵，在於串聯四十年時空中的社會階層斷面——從政商勾結、演藝界潛規則到教育現場的權力腐敗。五代像一名社會病理學的解剖員，透過訪談昭和時代的校友、追蹤棄嬰鏈條、解構家族政治野心，暴露「案中案」背後的系統性潰爛，例如議員藤堂康幸為博取同情票算計自身死亡方式，正是權力異化的終極標本。與加賀辦案的行事方式相較，後者揭露的往往是人情上的憾恨，相對而言個人層面的修補破洞，大於社會上的千瘡百孔隱喻。
更為甚者，作為警界內的體制中人，五代固然與超然物外的湯川迥然不同，甚至與加賀相較也有明顯差異。五代基本上是以體制陰影的背負者形象定位，他揭露藤堂夫婦之死牽涉的權力黑幕時，自身亦被體制反噬——案件真相涉及政治世家醜聞，偵辦過程屢遭施壓。更諷刺的是，當真兇山尾刑警自白「摧毀藤堂夫婦幸福」的動機源於階級嫉恨時，五代被迫直面同僚的扭曲，體制內部的惡意由此顯影。這種與罪惡的共生關係，使其不同且迥異於以溫情對抗黑暗的加賀。
作為隱喻型人物，五代努可視為東野對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的微縮造影投射人設。他辦案過程中體現的「幻滅感」——辦案中看盡政客虛偽（藤堂）、演藝界幻影（江利子）、教育神話崩壞（校園禁忌戀），直指泡沫經濟後價值觀的全面塌陷；「無力感」——作為基層公務員，他無力撼動體系，只能在體制縫隙中追索局部正義，恰如當代日本社會的集體倦怠；以及「共犯性」——山尾刑警因階級嫉恨成兇手的設定，暗示體制壓迫如何將受害者異化為加害者，五代作為其同僚，亦隱含「平庸之惡」的批判。以上種種，無一不流露出時代的無奈及遺憾。
總括而言，若加賀是「理想父親」（修復倫理），湯川是「完美導師」（提供理性方案），則五代正是「疲憊的我們」——在《架空犯》結尾，當他看透真相卻無力改變權力結構時，那聲嘆息正是後疫情時代集體抑鬱的註腳。此種塑造，標誌東野從個體救贖（加賀）、科學信仰（湯川）到系統性絕望的書寫轉向，而五代努的存在，恰似一柄插入日本社會心臟的體溫計，測量出後現代罪案中最冰冷的真實：人人皆是體制的「架空犯」，包括測量者自身。●文：湯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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