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的香港書展，有一場或讓人「耳目一驚」的主題演講——《AI和文化革命——人類中心主義的終結》。在人潮洶湧、燈火明滅的維港一隅，還有這麼多讀書人在工作日一早趕來，與聞這場似乎遠離人間煙火的玄學演講，其中有主辦方的慧心巧思和良苦用心，或也有部分風塵僕僕的有心人，以此來表達對演講嘉賓的尊重和致意——就像周星馳電影終於可以在內地上映後，眾多80後影迷購票入影院一樣：朱嘉明博士，一位久違的傳奇學者，中國知識界一度熟悉的陌生人，在遲到多年後，終於浮現在香港公眾面前。
朱嘉明，1950年生於北京，1981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7年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畢業。兒時夢想是考北大天文系，小學作文寫《我的理想》，暢想長大後的宇航員人生。初二趕上文革，後上山下鄉，在西藏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知青10年，利用一切機會自修，閱讀能看到的所有書籍。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而返回北京，由此風雲際會，登上歷史舞台，在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特定角色：為改革開放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來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身），曾任河南省體改委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創建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作為《中青年經濟論壇》雜誌主編，幫助眾多年輕學者起步。在那個年代，他出版了《國民經濟結構淺說》、《現實與選擇》和《非均衡增長》等著作。
正當盛年、時年不到40的朱嘉明，卻主動選擇了遠離，乘桴浮於海，就此在公眾視野中消失。2013年10月，24年後，內地一份知名雜誌出版封面報道《九號院的年輕人》，集中採訪了一批1980年代英姿勃發、活躍於中樞的少壯派改革人物，其中就包括黃江南、翁永曦等人，卻唯獨少了朱嘉明。
俱往矣，往事不堪與人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美國塔夫斯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拿到MBA。其間還在美國紐約賣過假髮，澳大利亞開過餐廳，柬埔寨開過製衣廠，經歷了1997年柬埔寨的政治動盪，在緬甸做過養殖業和建築業。2000年始，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過為期三年的經濟學家。直到2003年秋季，他終於可以有稍加安頓的生活，開始在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母校維也納大學展開為期12年的執教生涯。2015年退休後又在台灣大學、逢甲大學做了3年教授。
漂泊海外的30年間，每當回想北京，朱嘉明就想起老舍筆下的故事，那些伴隨了他童年記憶的景山北海、故都磚瓦和西山雲飛。刻骨銘心的鄉愁，常常不請自來。
儘管如此，朱嘉明從未放棄學術探索，一直單槍匹馬追趕逝去光陰。30年的厚積與薄發，回歸學術界的他，仍然是那位思接千載、想像力噴薄而出的經濟學者，新出代表作有上下兩卷的《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等。在維也納大學期間，他雖孤懸海外，但對故國重大經濟和改革問題，始終葆有一以貫之、念茲在茲的追問和深思，對眾多歷史現象、現實問題和未來巨變，也一直擁有求根問底式的好奇心。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他分別組織過關於中國經濟改革、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一戰與中國」的國際研討會。
學者一旦回歸講台，就像勇士回到戰場。在維也納和台大教書的15年間，30個學期，平均每學期3門課，共90門，每門課朱嘉明都會做窮盡己能的深入研究，「只有不重複，我才有興趣和激情」。這次香港書展上，他思考科技加速主義背景下人類未來存在意義的演講，只是他近十年來融會貫通、亟待整理出版和傳播的眾多研究課題中的一個。粗粗一算，出版計劃已列到了3年後。
2018年，朱嘉明回到了北京。江湖夜雨十年燈，對朱嘉明而言，逝去的何止是30年夜雨和星火。他將幾乎全部的精力，都用於集中研究未來問題，包括區塊鏈、元宇宙、AI、量子科技。他組織的第一個學術會議，討論的是數學前沿，第二個則是討論量子科技趨勢。在經濟學者身份之外，他成了有百科全書派風格、縱橫於多學科領域的未來學家。只幾年時間，已在內地出版《未來決定現在》、《區塊鏈去中心化指數研究：計算方法、技術及其數字經濟意義》、《元宇宙與數字經濟》、《歷史不會熔斷》和《思想的天際線》等十部著作。本次香港書展的演講主題，就出自今年3月他的最新著作《第三種存在：從通用智能到超級智能》。
2025年香港書展現場演講結束後，筆者和朱先生約定幾天後在廣州他執教的一所高校訪問。正是嶺南七月天氣，當天黑雲壓城，正趕上一場狂暴的急風驟雨，直到採訪結束才停息。暑假期間，校園四顧無人，樹木蒼翠，空氣格外清新，請他站定拍照時，朱先生表情沉靜，彷彿在說：在這場時代的風暴和平靜面前，接受命運的安排，無怨無悔。
人世複雜，時光易逝。朱嘉明的沉靜背後，或亦有外人暫難理解的更深原因。2022年，朱嘉明為一本譯著《星際信使：宇宙視角下的人類文明》，撰寫了題為「宇宙視角高於一切」的序言，他寫到：「人類必須自覺改變和突破原有世界觀和思維規則的局限性，重構意識結構，『宇宙視角』就是新的路徑。」在本次訪談中，他從站在未來宇宙回望地球的視角，表達出對人類現實社會危機重重的深切憂思。是學術家有擔當意識的未雨綢繆，還是「車到山前必有路」其實不必有的杞人憂天？知我怪我，只能其惟後人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教授，您在今年香港書展上的演講題目「人類中心主義的終結」，從一般讀者的角度看，難免有點膽戰心驚，為何您對人類的未來演化，有如此悲觀主義式的看法？
朱嘉明：這不是悲觀主義，正如我在演講中所表述的觀點，我認為當代人類確實已經深陷多重危機，不誇大地說，人類正處在一個系統性的危機集群中。我把人類現在面臨的危機分為四大類：第一個危機是人與人之間產生的危機。這還屬於古典型危機，就是知識界已經總結出的家庭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教育危機等，其中的恐怖主義和地緣政治危機，公眾已經很熟悉。
第二類危機是人與自然的危機。其中包含的一種是人類隨着技術能力的擴大，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所導致，比如大家已經很熟悉的異常天氣、氣候危機、生態危機等等，這些問題產生了環保主義、生態主義等相關議題。幾年前對全球造成巨大影響的新冠疫情危機，就是病毒世界對人類生存造成的挑戰。
第三類危機，是現在已經開始討論的人與科技之間的危機。這一方面是部分人類開始了自我改造，比如變性、胎兒基因編輯、腦機接口、芯片大腦；一方面是科技霸權的產生。本來科技是幫助人類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發現隨着科技本身的發展，特別是AI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原本根本不存在的一種危機形態出現在人類面前。
第四類危機，是科技與科技之間的危機。此前早有討論人工智能何時達到「奇點時刻」，就是AI會不會，以及何時超過人類智能，會不會超越人類的影響和控制，未來地球上會不會出現新物種等。如今愈來愈多的人開始相信，AI可以產生意識和全方位超越人類。
總結了這四類危機和衝突後，我的看法，人作為地球唯一主宰主體的時代，或者說人類中心主義時代，正在終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關於人的異化問題，過去更多是有批判意識的思想家的精神想像，比如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等，卓別林在默片《摩登時代》中有形象化描述，他扮演的小人物在機械化工廠的流水作業中，被機器所奴役，最後精神失常。這兩年已有所謂「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區分，現在再談人的異化，是否正由形而上的精神現象，變成形而下的真實肉身變化？
朱嘉明：人類被改造和異化的情況，在AI時代將會廣泛出現。一些科幻小說家已預示了人類將出現的新形態：從「超人類」到「後人類」；克隆形態；機器人形態（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賽博形態；大模型和數字人/編程人/智能機器人形態；基因編輯人和混合人類形態，美國電影《銀翼殺手》系列中有形象化展示；義體改造與身份認同，2020年的遊戲作品《賽博朋克2077》，就描述以機械義體（Cyberware）替換原生肉體。這些過去科幻小說和好萊塢電影場景中講述的科幻故事，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已部分成為現實，比如基因編輯、義體改造等等。
這裏我要提一本書，美國物理學家麥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寫的《生命3.0》，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多年前就創立了專注於科技風險研究的未來生命研究所，獲得過很多科技精英及知名機構的支持，例如馬斯克就給這個研究所捐款了一千萬美元。這本書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背景，探討人類未來走向，全書將生命演化劃分為三階段：生物階段（生命1.0）、文化階段（生命2.0）與科技階段（生命3.0），提出人工智能可能突破生物進化限制，實現軟硬件自主設計。他認為人類現在正處於2.0向3.0過渡的階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確實，有些生物醫學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超出普通人想像。未來人類會怎樣發展呢？
朱嘉明：我介紹三位學者的看法。第一個是寫《第三次浪潮》的托夫勒（Alvin Toffler），我曾參與過他的著作在1980年代初的引入，1983年1月，我跟金觀濤先生去北京飯店看過他，還做了比較深入的交談。在一定程度上，他不僅是未來學家，更是一個未來信仰主義者。他最早預言了人類呼之欲來的信息時代、數字化轉型、互聯網時代。第二個重要人物是未來學家庫茲維爾（Raymond Kurzweil），他提出了「科技奇點」，認為2045年「奇點」將到來，而AI將會重塑人類未來。第三個是辛頓 （Geoffrey Everest Hinton），有「人工智能之父」的稱譽，是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他說：「大多數該領域的專家認為，在未來大約二十年內，我們很可能會研發出比人類更聰明的人工智能。 而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恐懼的事。」
已有觀點認為，預測2045年出現「奇點」是太保守了，很可能提前五年甚至更快。最重要的是辛頓提出了警告。我認為，人工智能已經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人類。之所以還沒發生，很可能是還沒人敢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
總結來說，在AI時代，一些最前沿科學家和學者們，根據技術創新程度和人的價值取向，認為人類的異化程度會有兩種模式：一是漸進模式，也是主流超人類路線：人類→持續升級→高程度賽博格→在某一點跨越成為後人類；二是跳躍模式（激進的人類設想）：直接追求數字永生或全AI代理，使傳統人類形態迅速過時。
在社會科學領域，1990年代已有理論家提出了「後人類社會」這個概念，要研究「後人本主義」或者「後人類」，質疑「人」本身的獨特性，提出超級智能與之有邏輯關係的「物種主義」（speciesism），結束人的絕對優先地位。這些觀念可以歸納為：以「後人類主義」解構「人類中心主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對人類前景的看法如此冷峻，請問您有什麼對策建議，可以讓未來有所改觀？您在演講中對AI寄予了格外的厚望，為什麼?
朱嘉明：我確實認為，AI（人工智能）是解決人類危機問題的根本性和超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人工智能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其實不是人類有意識設計出來的，卻在現代成為解決整個危機、突破人類極限的一種選擇。AI作為解決方案的衝擊性，是AI時代的獨特性決定的：一是由於技術系統的獨立，會脫離社會制約而自主發展；二是技術發展的後果，必然帶來社會的改造；三是技術應用的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問題和場景。
AI解決方案之所以如此具有衝擊性，是因為其具有如下特徵：不僅是人的利用工具，而且會改造人本身；不僅是經驗，而且是知識體系；不僅是軟件和硬件，而且是人與智能機器共存的網絡與生態；不僅是經濟和產業，而且是教育、科學與藝術；不僅是思想，而且是制度。這就形成了AI方案的革命性：其形成了與自然智慧並列的人工智能智慧；是與人類並存的智能機器人和各類智能體；最後，還會出現人被改造和被替代。這個觀點也許有人不同意，可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由於現實世界裏科技的高速發展態勢，特別是在AI領域，從科學社會學、科學倫理學的角度，確實有必要正視科技變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人類會逐漸消亡嗎？如果不想消亡，人類該做什麼？科學的盡頭，是不是只有信仰才能拯救？
朱嘉明：我推薦戴密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提出的重構思想。（編者註：其為DeepMind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2016年3月，DeepMind研發的AlphaGo擊敗圍棋冠軍李世石。2024年5月，DeepMind推出升級後的AlphaFold 3，預測出所有生物分子的結構和相互作用。）
哈薩比斯是一個中性的科技至上主義者，認為所有問題最終必須用科學的辦法解決。他去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認為世界必須解決重構問題，問題的本質是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是配合，而只有人工智能主導的科學，才能最終解決所有學科的重構問題。他認為這是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最大幫助。哈薩比斯代表了科技至上主義，但又主張科技向善，而且科技能夠達到向善的這樣一個思想。（編者註：哈薩比斯在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曾大膽預測，AI在十年內不僅將徹底改變人類健康，甚至可能協助人類「消滅所有疾病」。）
至於我自己的想法，我並不想向人們灌輸什麼主張，這些年出版了一些書，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視為一個傳播者，希望我這些思考，能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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