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的世界裏，劉慈欣是那個把宇宙拉得最近的人。他的《三體》不僅是一部小說，更像是一場思想的實驗，一次文明的推演。而在現實中，劉慈欣卻是個語速平緩、用詞謹慎的人。早前他在「宇宙回響——《三體》海外十年影響力發布會」上，面對媒體與讀者，談的不是星辰大海的浪漫，而是寫作的困境、科技的異化，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衝擊。●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前年就退休了。」劉慈欣說這句話時，語氣平靜，卻帶着一種時間流逝的無奈。他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不健康，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養生之道。「寫作的時間可能有限了，只能順其自然。」在他看來，寫作這件事，已經不再是年輕時那種「可以無限延伸」的事業，而是被現實、被技術、被時間不斷壓縮的「剩餘勞動」。
真正讓他感到不安的，是人工智能的突然出現。「它現在可能還沒達到很高的創作水平，但五年後、十年後呢？我們很難預料。」他說，這種不確定性讓寫作者感到一種「混亂」和「迷茫」。「人類的寫作是否還有以前那種創造性意義？」他自問，卻沒有給出答案。這是他留給自己的問題，也是留給所有寫作者的問題。在人工智能、算法、數據主導的時代，人類的創造力是否還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劉慈欣沒有給出答案。但他依然在寫，依然在思考，依然在面對那個「不可預測」的宇宙。
至於「外星文明」未來會否被揭示？劉慈欣引用了「大篩選理論」——宇宙中存在着無數道「篩子」，文明必須一一通過，任何一道都可能帶來滅絕。「如果我們發現不了外星文明，那其實是好消息，說明我們已經通過了大部分篩選。」他說，反之，如果到處都能找到外星生命，「那說明我們前面的篩子還沒過去，危險才剛剛開始。」
這種「反直覺」的邏輯，正是劉慈欣思維的魅力所在。他不回避悲觀，也不盲目樂觀。他在不確定中尋找邏輯，在混亂中保持清醒，在現實中尋找「未來感」。
找回「仰望星空」的眩暈
「兩百年前，科學革命和電氣革命剛起步，技術像剛升起的太陽，人人都相信它會把我們帶向更好的遠方——那是科幻出生的土壤。」劉慈欣先給出歷史坐標，隨即把話題拉到今天，「現在的科技已經長在我們身上，滲透生活每一秒，它不再神奇，只剩『理所當然』。」
在他看來，這種「理所當然」是科幻最大的隱形危機。「科幻小說有一種悖論：只要它預言的東西變成現實，立刻就變得平淡無奇。火箭、手機、視頻通話……當年激動萬分的意象，如今只是日常。神奇感一旦消失，科幻的引擎就被抽掉了一根核心燃料。」
為了補位，作家們只好「換引擎」——加強文學性、轉向社會批判、深耕人物內心。「這些嘗試有價值，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真正扭轉整體頹勢。」劉慈欣直言，「從黃金時代算起，世界科幻一直在衰落的通道裏，中國科幻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那麼，下一個十年還能期待什麼？「如果只看文字，前景並不明朗；但把視線抬到銀幕——科幻影視、劇集、圖像化產品——那裏可能是一片開闊地。」他認為，視覺語言還能把「日常科技」重新陌生化，讓觀眾在IMAX、VR、實時渲染裏找回「仰望星空」的眩暈。「電影和電視的科幻窗口，才剛剛打開。」
從三體混沌到宇宙傳奇
回到《三體》，劉慈欣重談創作初衷，他又一次提到了那個物理學中的經典問題——「三體問題」。「它是一個極簡的宇宙模型，三個質點在引力作用下運動，卻無法預測其軌跡。」他說，這種「不可預測性」深深震撼了他。「如果連這麼簡單的系統都無法預測，那我們面對的真實宇宙，又隱藏着多少未知？」
正是這種震撼，催生了《三體》的構思。他想像一個由三顆恒星構成的星系，想像自己是一個「信息的目擊者」，看着三顆恒星在太空中做着無規則的運動。這種「無序」與「不可知」，成為他筆下宇宙文明衝突的隱喻。
《三體》最初只是一個短篇，後來逐漸擴展為三部長篇小說。劉慈欣試圖用「現實主義」的方式去描寫未來，試圖「淡化傳奇色彩」，但最終發現，「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不足以支撐科幻的想像世界」。於是，《三體》還是回到了傳奇的軌道，成為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科幻小說」。
對於《三體》在海外的成功，劉慈欣表現得非常謹慎。他否認了「外國人想通過《三體》了解中國」這種說法。「如果僅僅是出於對中國的興趣，《三體》不可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他認為，這種成功是「許多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也包含「偶然的機遇和運氣」。
他指出，科幻文學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在科幻小說中，人類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國家和種族的區別並不重要。」他說，科幻所描繪的危機與未來，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因此它能跨越文化、引起共鳴。
此外，他還提到一個頗具現實感的觀察：科幻文學的影響力，往往與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今天的中國。」他說，中國成為一個「充滿未來感」的國家，是中國科幻受到世界關注的重要原因。「大時代的推動，是《三體》成功的最深層原因。」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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