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萬箱文物避寇長征十餘年 堪稱人類文明存續壯舉
編者按
19,492箱文物、十餘載光陰，數萬里跋涉……在日寇侵掠、山河破碎的危難關頭，一眾故宮人，以「文物比命重」的信念，在廣大軍民的支持下，創造了中國護寶長征近乎「零損」的奇跡，成就了世界文化保護史上的壯舉，為人類文明存續作出了重要貢獻。
時值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北京、至重慶、赴台北，採訪故宮人及親歷者後代，推出系列跨版專題，依循故宮文物南遷路線，回溯艱苦卓絕的護寶征途，重溫蕩氣迴腸的烽火記憶，解碼典守中華文化的精神圖騰，勾勒兩岸攜手賡續華夏文脈的美好願景。
1933年2月5日深夜，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從午門離開，兩日後從火車站啟運南遷上海、南京。司機和人力車夫胸前都貼着一枚「吉」字徽章，寄託着人們對文物南遷的吉祥期盼。這一刻，沒有人能預卜前路順逆，但別無選擇。
1933年山海關淪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議決定將文物精品南遷，以避日寇劫掠。由故宮博物院牽頭，將本院13,427箱又64包文物，及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處6,065箱又8包8件文物分批南遷。1937年，南遷文物又分南、中、北三路西遷疏散到西南貴州、四川、陝西等省，歷時十餘年，這些文物行程數萬里，輾轉大半個中國，堪稱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
這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崢嶸歲月，是中華民族文化抗戰中的一部史詩。「這些承載着中華文化血脈、傾注着中華民族感情的故宮文物，在民族危難時刻，與中國人民共同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也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如是說。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孟冰、 周志彬 北京、重慶、台北 連線報道
「與二戰歐美國家保護文物相比較，中國動手早。」鄭欣淼說，1939年9月二戰爆發前後，歐洲各國博物館着手進行文物轉移，美國、蘇聯是在1941年受到德軍、日軍攻擊後才開始文物檔案等的安全轉移。在中國，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故宮博物院即醞釀進行故宮文物動遷。
篩選文物首重價值
據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檔案館（院史陳列館）副館長徐婉玲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介紹， 故宮博物院首批南遷文物優先考慮古籍和書畫，而古物陳列所則採取重要文物遷走一半，留下一半用於展覽的方式。「故宮文物篩選工作持續了約一年時間，數量龐大且考量因素眾多。早期重點關注重要文物，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審查、研究並整理。例如，古籍中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為代表，這些古籍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是重點保護對象。」她說。
雖然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專家們會憑借專業知識和對文物價值的深刻理解進行挑選。「時任古物所副所長馬衡先生從金石學的歷史價值和文物的珍稀性出發，堅決主張石鼓南遷，儘管石鼓的打包裝箱極為困難，輾轉運輸也極為不易。」徐婉玲指出，這批中國現存最早的先秦石刻，每個重約一噸。當時還請了古董舖裏有經驗的經理親自打包，足見對文物保護的重視。
千斤石鼓細緻包裝
徐婉玲提及的石鼓，遠在台北的莊靈老先生，亦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特別提起。莊靈的父親莊嚴，在文物南遷啟動時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第一科科長。「第一批箱件運走後……有一天，我忽然收到院長的密令，要我去安定門內國子監將兩廡石鼓裝箱……這真是一件晴天霹靂，既重大又困難的課題。」
石鼓重，且「時間久遠，石皮和石心已逐漸呈剝離之狀，稍有不慎，文字石皮就會碎落」。莊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請教老友、收藏家霍保祿先生。在石鼓包裝之前，先要用極薄極軟的棉紙蘸水浸濕，然後用鑷子把濕軟的棉紙塞進石鼓的裂縫裏。這樣一字字一鼓鼓地逐件工作，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全部完成。
艱難跋涉壯烈犧牲
中國文化史上，一段波瀾壯闊的「長征」開始了。
「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梁金生的一家，見證了抗戰歲月中故宮文物南遷的長途跋涉。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梁金生的爺爺梁廷煒從清朝宮廷畫師轉為工作人員。抗戰爆發後，爺爺被指派押運文物，負責其中最為艱險的北路，過秦嶺時險遭翻車，途經漢中時遭遇過日軍的轟炸，過大渡河時曾經落水，最終護送文物平安抵達四川。
1939年4月，隨着日軍對重慶的轟炸日益加劇，西遷中路文物被迫再次向樂山轉移。為趕在長江豐水期結束前將文物運抵樂山，故宮人在重慶南岸區的玄壇廟獅子山連夜裝載。昏暗中，年僅32歲的故宮文獻館職員朱學侃失足跌落，成為護送國寶犧牲的第一人。故宮文物西遷中路主要負責人歐陽道達曾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一書記錄下這段悲壯的故事：「當轉運至十四批，在南岸玄壇廟裝運第三庫文物時，朱君先往視察艙位，布置搬運。時以曙色微茫，艙尚昏暗，朱君心切布置，未遑察覺覆蓋艙板已啟，失足踏虛，身墜艙底，重傷腦部，不省人事；急速送往玄壇廟附近仁濟醫院，已不及營救而氣絕。殮後一日，葬君於南岸獅子山，為立碑焉。」
輾轉水陸驚險連連
1937年8月14日，存放於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80箱故宮文物，在莊嚴等人押運下，從南京搭載輪船招商局的建國輪，溯江西上，到達漢口再從陸路轉運至長沙，入藏湖南大學圖書館底層。故宮博物院曾打算在岳麓山下構築一個既能防空襲，又防潮的堅固石屋，來存放南遷長沙的80箱故宮精品文物。然而，石室還沒建成啟用，從1937年11月中旬起，長沙就開始遭受空襲。莊嚴等人再次押運文物啟程，於1938年1月12日離湘，經廣西輾轉前往貴陽。
1938年4月10日下午14時許，日軍出動27架飛機對長沙進行第4次轟炸，投下了大量的燃燒彈和爆炸彈，導致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徹底摧毀，變成一片廢墟，僅剩4根被炸斷的石柱。若非故宮人及早轉移文物，後果不堪設想。
至1947年6月，故宮南遷文物全部東歸南京，1948年部分運往台灣，大部分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返回北京。無論是持續時間、轉移空間廣度，還是保護數量及難度，歐洲各國的文物轉移，都與故宮文物南遷不可同日而語。
壯舉化作前行動力
「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包括戰亂、饑饉、疫病、大自然的災患、官僚系統的骯髒腐爛等等，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裏，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肩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作家祝勇在《故宮文物南遷》後記中寫下這段話。他告訴香港文匯報，籌備寫作的兩年多時間裏，他在查閱文獻、採訪南遷人員後輩與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這次寫作的長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塵封在文字檔案裏的一段歷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
「故宮是一部濃縮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在鄭欣淼看來，這段歷史凝結着超越器物之上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彰顯了民族危難之時的團結偉力。故宮文物南遷及其基本完整保存，是中國人民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偉大壯舉，「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來看，故宮文物南遷的壯舉和成就，是對人類文明存續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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