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辜鴻銘（1857年—1928年）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又極具爭議性的人物。這位出生於南洋檳城的土生華人子弟，13歲便遠赴歐洲求學，最終獲得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學位。令人稱奇的是，這位曾經完全西化的「假洋鬼子」，卻在而立之年完成驚人轉變，成為儒家思想最堅定的捍衛者，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辜鴻銘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中國人的精神》被譯為多國語言，深刻影響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在這部經典著作中，他將孔子思想概括為「君子之道」，着重闡釋了忠孝仁義等傳統美德的現代意義。
他堅信儒家思想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所在，更是維繫社會穩定的基石，甚至能為陷入危機的西方文明提供解藥。除了讚美儒家道德主義，辜鴻銘還深刻剖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本質缺陷。
他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歸因於其內在的三大頑疾：物質主義的氾濫、工業化的無序擴張，以及殖民主義的野蠻生長。
此外，他還質疑西方民主共和制度，認為這種政治體制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和社會混亂，甚至玩起了文字遊戲，嘲諷「democracy」（民主） 為「demo crazy」（人民/演示瘋狂）。
獨特思想提供研究視角
辜鴻銘的思想保守，而且言行怪異、特立獨行。辛亥革命之後，當他人都將西方文化視為進步的象徵時，他卻每天乘坐黃包車，大張旗鼓地展示自己的辮子。在眾人皆認定慈禧反動腐敗、乖張暴戾時，他卻尊稱其為國母皇太后陛下，譽其賢德而受人愛戴。
他不但不反對納妾，還用「一隻茶壺配多個茶杯」的比喻來為之辯護，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於青樓文化的鍾愛。他言辭犀利，毫不留情羞辱外國人，無論是電影院裏偶遇的蘇格蘭人，還是北京大學的外籍教員，皆難逃其呵斥。在1921年《紐約時報》的一次訪談中，他直言西方人「盡是野蠻人」。
辜鴻銘的這些獨到見解，在二十世紀初的國際思想界激起千層浪。當時輿論對其評價兩極分化：批評者斥之為保守頑固的反動派，推崇者則譽之為洞見未來的「東方先知」。無論如何，他獨特的人生軌跡和思想遺產，為我們理解全球化早期多元文明碰撞與交融，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觀察視角。
●杜春媚
嶺南大學歷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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