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香港出版界、文化界前輩胡菊人（1932年至2025年）先生以逾九高齡辭世，他是位非常傳統的「中國讀書人」，給廣大讀者最堅實的形象，就是「憂國憂民」4字，在香港不作第二人想。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像寫在這位「處江湖之遠」布衣文士的臉上。
筆者與胡先生只見過兩面，交談總共不足十句。上世紀八十年代拜讀他主編的《百姓半月刊》，獲益良多。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確定1997年7月1日零時，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那時不少香港人對回歸後的生活方式有所憂慮，有論政團體舉行民意調查，當中不乏真心要了解香港民意，亦有些人借民意調查來推銷自家的政見。
當年筆者細閱了一批調查報告，發覺水平參差不齊，於是寫了長文，投稿到《百姓半月刊》。首次拜訪胡先生時問及拙文是否可以發表。胡先生很嚴肅地說：「你批評了這麼多的團體，我們必須審慎。」後來拙文登出，筆者曾短暫加入過民意調查這行，算是成了專家。不過筆者對於統計學和「統計推論」（Statistical Inference）的認識遠遠超過了實務所需，堪嘆「英雄無用武之地」。
後來香港作家協會成立了，胡先生是主事人之一，剛好筆者在台灣省發表單行本專著的「處女作」，出版社應承一筆過付稿費，後來卻未有付鈔。正好香港作家協會其中一大宗旨是為香港作家同業爭取權益，於是筆者寫信請胡先生幫忙「追數」。如數收到稿費後便捐了一小部分給作家協會，胡先生撥出部分作為筆者的入會費。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胡先生是在作家協會的會慶酒會上。胡先生說如果以由會方出面「追債」似乎不甚合適，所以，他老人家以個人名義向出版社發了個信息。胡先生處事得體，於此可見一斑。
胡先生於1996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退休後似乎不甚過問香港事，故此他不折不扣地屬於回歸前香港文化圈的人物，是一代人的「青年導師」。筆者與胡先生的交集是40多年前的一則香江掌故。香港回歸至今28年，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快得讓所有關心國運的國人目不暇給，不知胡先生在天之靈是否仍要「憂國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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