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在香港推行嚴苛的經濟管制和物資掠奪，導致食品價格飛漲，饑荒蔓延，百姓生活進入了「嚴冬時期」。為了生存，市民不得不以粗糙的「配給米」和野菜餬口。屠殺、酷刑、強迫勞動成為日常。
例如在1942年，日軍以開展人口普查為名實施大規模的篩查行動，超過兩千人被指控參與抗日活動而遭到逮捕，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最終慘遭處決或者「被失蹤」。此類統治手段使得香港社會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部分人很快從最初「看熱鬧」的心態中清醒過來，徹底認識到日本帝國絕非其所宣稱的「亞洲解放者」，其殘暴程度與歐洲殖民統治者不相上下。
然而，歷史的演進往往充滿悖論。這段黑暗的佔領期客觀上打破了殖民時期建立的種族壁壘，無意中為戰後香港的社會轉型埋下了變革的種子。
比如，日軍取消了山頂住宅區僅限白人居住的規定，允許部分亞洲精英遷入，雖然實權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一些華人被安排擔任名義上的要職，這也在客觀上打破了白人長期壟斷上層權力的局面。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軍敗走後，港英政府面臨的是一個已然覺醒的社會。為了重建其統治合法性，港英政府不得不審慎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社會變化。若完全恢復戰前的種族隔離政策，勢必會引發香港民眾的強烈反感，因此，港英政府保留了戰時的部分舉措，並嘗試推行有限的社會改革。
歐洲資本萎縮 本地華商崛起
與此同時，戰爭期間歐洲資本的大幅萎縮，為本地華商勢力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一批本土商人通過經營跨境貿易、日用消費品以及金融服務等途徑，在夾縫中積累資本、拓展商業網絡。這批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華人企業家，不僅在經濟上嶄露頭角，更在戰後成為重建香港的主力軍。他們改變了戰前由英資財團主導的經濟格局，為冷戰時期香港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二戰結束後，面對全球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歐美政府再也無法以戰前的方式繼續殖民統治，任何試圖恢復舊秩序的做法都會面臨「比日本軍國主義更惡劣」的道德指責。
歷史正是在這種充滿悖論的過程中，實現了螺旋式的前進：黑暗時期為光明埋下了種子，暴政間接催生了崛起的契機。歷史發展的辯證關係，值得後人深思。 （二之二）
●沈佳穎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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