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超凡想像力一舉成名的懸疑小說家那多在其最新作品《騎士的獻祭》裏主動放棄了他擅長的詭奇多變的文風，少了情節上的跌宕起伏與反轉，卻多了情感的傳遞與共鳴。那多在鄭州松社書店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隨着年齡的變化，對寫作的興趣從天馬行空回到了腳下的地球，30歲之後，開始研究人性。「用犯罪懸疑的手法寫人性，把人放在極端情境下看人性的變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郝艷霞

早前，作家那多做客松社書店，為讀者分享了他的新書——《騎士的獻祭》。

《騎士的獻祭》改編自一件令那多五年都無法釋懷的案件。「它一直跟隨着我，像一顆潛入骨縫的子彈，時常隱隱作痛。」如今，那多把「子彈」取出來，擺在所有讀者面前，告訴你，現在「輪到你來體會這種隱隱作痛的感覺了」。書中講述了一場因為極致的愛與善良催生的殺人事件。那多在微博上寫道：「在這個故事裏，愛意是冰冷的，守護是殘酷的，騎士是孤獨的。希望你能進入這個故事，更能走出這個故事。」

「小時候覺得這個世界是二分的，非黑即白，但隨着經歷的增長，我們會發現很難站穩自己的立場。」那多有做記者的經歷，他說對於犯罪類的事件，有些人不喜歡看深度報道，懷疑記者是不是在同情罪犯。「人們之所以不喜歡看這類深度報道，是因為自己的立場也會因此而混沌，深度了解一個案件後，會開始理解兇手的行為，但隨之會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同情兇手。」

那多卻覺得探究一個案件背後的原因是有必要的。「這個世界有很多灰色地帶」。作家張嘉佳看完小說《騎士的獻祭》後發出感慨：「殺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令殺戮發生的，竟然是愛和善良。好的罪案小說，敢於直面悖謬的邏輯，將抽絲剝繭後無比蒼涼的愛和人性晾在你面前。」

那多喜歡在咖啡館裏寫作，他會選擇坐在面對馬路的位置，「寫的同時看到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他們都是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生的。」那多覺得，這種對混沌世界的認知和對他人的共情理解對於寫作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處於信息繭房當中，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我們喜歡或想要看到的，但這構造的是虛幻的世界。」

「小說作品可以讓你更加看清這個世界。哪怕我們了解之後會很難受。」那多說。

只有擺脫現實 小說才能更小說

《騎士的獻祭》雖然靈感來自於真實案件，但那多並不過多依賴材料，「我很怕材料對我產生太多影響。」那多會把現實素材當成一粒種子，任由自己的筆與想像去澆灌並讓之發芽開花結果。「寫小說很怕被束縛、被困在細節裏。」

就《騎士的獻祭》來說，那多的素材來源只是一個警察的講述，他沒有再看任何相關的報道、視頻，只是把警察的講述作為小說最初始的核，「我擔心知道太多太多真實的事情後會被真實捆住，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騎士的獻祭》還是被捆住了。」那多說，編輯問他很多的問題，他都無法回答，比如男主的行為邏輯，他有時候並沒有想過，他覺得真實中他就是這麼做的。「所以其實真實的事情搬到小說中會有一些不真實感，只有擺脫了這些，才能讓作品顯得更加真實，或者說更加小說。」

在那多與張怡微的一次對談中，那多也談到，希望虛構的小說能夠有真實感，希望有情感的傳遞，因此反而捨棄掉了一些真實發生的東西，因為有時真實的東西放到小說裏反而削弱了真實感。比如真實案件裏，看監控發現兇手面部後，老警察是騎着自行車偶然撞見他的，這顯得太過巧合。小說裏轉換成老警察一個漫長的走訪、判斷、布網的過程，這種非巧合的轉化中排除掉了原型案件中的真實。包括他將原型中的案發地化糞池改成了污水河，「我小說最終目的是要表達情感，化糞池會影響閱讀感受，給讀者帶來不好的影響。」

畫面感是我小說的特質

分享會現場，有讀者認為那多的小說實在是太有畫面感了。《十九年間謀殺小敘》因「太過重口血腥」有些讀者看不下去。那多就此回應說，這是他寫小說的方式，「每當寫到重要場景時，我會先在腦海中建立畫面，我要覺得很踏實才行。」在《騎士的獻祭》中寫到深圳，雖然那多去過，但沒有在那裏生活過，因此便會在網上搜索大量的深圳街頭的照片，「包括在開頭描寫分屍場景時，我會把自己帶入到出租屋裏，這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只有看到過，才能寫下去，因此畫面感可能是我小說的一個特質。」

那多還談到，當時在寫《十九年間謀殺小敘》時，因為涉及到大量的醫學場景，如人的肋骨解剖開你會看到什麼？泡過福爾馬林的屍體皮膚顏色是什麼？以及手術刀切這種屍體的觸感是什麼？「我會問我的醫學朋友，這是醫學生的上課日常，當我把這些寫下來的時候，就會有很強的臨場感，也是我需要進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