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畫短說 | 東亞儒學與文化壞死？骯髒早苗及妖市斬偃！

文/陳鳳翔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爭議言論（「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除了扭曲事實，更反映其遺忘歷史教訓。這兩天走訪韓國，看着太極國旗，想起東亞儒學，深切感受到文化壞死對國家安危的嚴重性。

一、東亞儒學的演變

1. 1. 韓國：儒學的「文化共生」【註一】

公元前一世紀漢四郡時期，儒家禮制隨漢文化紮根朝鮮半島；李氏朝鮮尊朱子學【註二】為國教，「忠孝節義」融入家族、鄉約，完成本土化。即便經歷日治時期「皇道儒學」的壓迫，二戰後韓國仍讓儒學回歸社會倫理，漢字姓名、春節習俗，都是其仁厚共生本質的現代延續。縱然近代美國文化大規模湧入導致傳統文化被部分淡化，但儒學的核心精神仍在社會生活中清晰可見。

2. 2. 日本：儒學的「工具化墜落」【註三】

四世紀隨漢字傳入的儒家，江戶時代朱子學與神道結合，用的是「修己安人」的框架。但明治維新後，《教育敕語》徹底割裂了儒學體系，拋棄「仁者愛人」的核心，將「忠」異化為「對天皇的絕對服從」，讓儒學淪為軍國主義的思想溫床，成為當年日本墜入戰爭深淵的文化邏輯。二戰後，儒學回歸至社會倫理，坊間交往有禮儀形式，惟崇尚美國文化仍普遍存在。沒有真正儒家的「修身、齊國、平天下」，其文化已否再次壞死？

二、儒家的原初底線：從未容許「單向服從」

儒家思想的核心從非「無條件服從」，而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的雙向責任倫理。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溫厚相待；孟子進一步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確立以民本為核心的政治倫理。這些蘊含「仁厚」精神的價值底線，正是儒家思想能夠綿延千年的生命力所在。

高市早苗的爭議言論，本質上是對儒家這一核心底線的再次踐踏。如同當年軍國主義時期掏空儒學的「仁」之内核，如今的扭曲言論再次以割裂價值的方式，為極端政治主張尋找合法性，這與儒家的原初宗旨背道而馳，代表了「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文化已死？

三、警示：當文化工具化重現

韓國儒學的現代轉型實踐，印證了傳統文化在堅守本真基礎上實現古今共生的可能性；日本戰後將儒學回歸社會倫理與企業倫理，本是對近代以來文化工具化的糾正。但高市早苗的言論，卻在喚醒捨棄仁厚、強化服從的惡性邏輯，這一傾向值得高度警惕。

當一個國家再次試圖將文化改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丟掉的不僅是歷史事實，更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文明共識，最終只會導致自身被國際社會孤立，重蹈歷史覆轍。儒家的仁厚從非軟弱，而是文明的底線。

高市早苗的言論，是對東亞儒學核心價值與國際社會基本共識的雙重踐踏。若不守住文化價值的本真，任何偏離文明底線的政治主張，都可能將國家拖入安危困境。及早於早期幼苗時糾正，斬偃其生長，守住文明的核心底線，才是實現長久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註一：韓國儒家思想簡史

1. 傳入與紮根：公元前1世紀漢四郡時期，儒家禮制隨漢文化傳入；七世紀新羅時代，儒、佛、道三教並立；高麗王朝（918-1392）引入科舉，儒學成為官學根基。
2. 鼎盛與內化：李氏朝鮮（1392-1910）尊朱子學為國教，發展出「性理學」體系。儒家「忠孝節義」深度融入社會結構，透過家族制度、鄉約規範完成本土化實踐。
3. 近代轉型：日治時期（1910-1945）遭遇「皇道儒學」的植入壓力；二戰後，韓國儒學褪去政治外衣，轉化為社會倫理根基，在漢字使用、節慶習俗中實現現代傳承。

註二：朱子儒學

朱子學由南宋哲學家朱熹集大成，強調「理氣相依」、「格物致知」與道德自律，自元代起成為中國科舉官方哲學，深刻影響東亞多地。

註三：日本儒家思想簡史

1. 早期吸收：四世紀隨漢字傳入，七世紀大化改新以儒禮構建集權體制；十二世紀後朱子學經禪僧傳入，成為武士階層的精神修養。
2. 體系化與扭曲：江戶時代（1603-1867）朱子學成為幕府官學，與神道結合形成「儒教神道」；明治維新後（1868-1945），《教育敕語》將儒家倫理工具化，「忠」從雙向的人倫責任異化為對天皇的絕對服從，成為軍國主義溫床。
3. 戰後回歸：1945年後日本儒學逐漸回歸社會倫理領域，於企業文化、職業倫理中展現新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