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奇霖、胡若璋）平遙國際電影展期間，以霍猛、畢贛、蔡尚君，以及康城電影節電影總監克里斯提安·瓊、柏林及香港電影節節目策劃王慶鏘為陣容的大師對話「此刻握手」的主題場次，可謂一票難求。賈樟柯作為主持人說，今年我們中國年輕導演在創作上處在了一個非常矚目的爆發期。在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上均有碩果：二月，霍猛導演的《生息之地》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五月，畢贛導演的《狂野時代》摘得康城國際電影節特別獎；九月，蔡尚君導演的《日掛中天》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跑出了最佳女演員獎。這接連的喜訊，標誌着華語電影在國際視野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與認可。
對話從三位導演的獲獎作品開始。導演霍猛，由他從小長大的鄉村開始說，他着迷鄉村親人們之間的緊密聯繫，拍攝故鄉就是他的「影視原鄉」。他也並不打算走出這方土地，至今他的父母依然住在鄉村。
「劇本創作之初，很像一個童年回憶。」霍猛說，他給自己的電影找到的原始動力便是，幾千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土地身體力行進行勞作的過程中，造就了很多屬於中國人的勤勞、善良、堅韌、包容等美好的性格，這些都慢慢凝聚成很多人情感的源頭，或者很多人情世故上的一些規則。
霍猛記錄鄉村科技變革交鋒時刻
在他看來，田園牧歌的圖景中，大家遇到一點什麼事情就凝聚到一起。但這幾十年社會迅猛發展，鄉村也被工業化、機械化的事物在滲透。生產力極大提高解放了很多勞動力，也改變了原來那種熙熙攘攘大家庭式的結構，同時我們的親情關係也有了微妙的變化。「在快速的實現經濟飛躍的同時，那我們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情感關係，那些幽微角落也值得被關照。」鄉村和土地在科技變革的交鋒中，霍猛就想記錄這麼一些時刻。
柏林電影節選片人王慶鏘評價《生息之地》時表示，影片「從農村的經歷看到人生的河流，很大的命題作品」，柏林團隊在早期看片後便迅速決定將其納入主競賽單元。
畢贛開啟導演生涯獲母校支援
畢贛以「回」到山西開始分享了自己學生時代的短片創作。那部讓他迅速擁有個人風格和影壇位置的《路邊野餐》，最初拍攝時畢贛沒錢也沒機器，他回到母校山西傳媒學院想借一台當時很先進的攝影機「艾麗莎」時，校方領導竟然就答應免費借給他了，還一路派了兩位老師護送攝影機。畢贛也感謝了老師丁建國，因為有他的不斷支持，也才把電影拍完。
《路邊野餐》之後，畢贛明顯感覺自己的導演之路順利起來。後來《地球上最後的夜晚》，到今年的《狂野時代》，雖然也時隔好幾年，但外界的目光一直火熱。賈樟柯也好奇，畢贛《狂野時代》的獨特敘事表達。「電影創作能不能再怎麼往前走一步？」畢贛說，《狂野時代》的念頭起來，是因為他看到過去幾年整個世界似乎在一種下墜的狀態裏面，這讓他想起讓·鮑德里亞所說世界現實跟幻覺完全無法區分，他覺得夢境載體變得越來越有意義了。畢贛很自然地就覺得，電影與夢境很相似。畢贛也期待，《狂野時代》這部電影能讓很多年輕創作者，即便身處黑夜沒有光，但依舊可以看到很多屬於電影的光。克里斯提安·瓊用前所未見的驚喜來形容影片給人的深刻印象，「這種成就也不只是影像上的，而是一個全面的成就，從視覺體驗上我們好像跟他踏上了狂野之旅。」
蔡尚君放大細微的人和情感
和威尼斯電影節緣分頗深的蔡尚君，去年九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擔任平遙創投評審主席。賈樟柯當時就問蔡尚君的新作怎麼樣了。今年，蔡尚君攜《日掛中天》而來，賈樟柯還記得，當年蔡尚君導演的影片《人山人海》在威尼斯獲得最佳導演獎時，耳邊的歡呼雀躍聲音。
蔡尚君說，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創作周期。自己的三部作品間隔時間比較長，蔡尚君坦言，早期的作品更多帶有「對社會強烈批判意識」，而這幾年，特別關注當下中國人的精神內在的一種困惑，即「心之苦」。《日掛中天》試圖放大細微的人物那種認識和情感，敘事上不再依賴強烈的情節轉折，而是跟隨人的認識和情感的那種流動，探索人性中斑駁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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