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四川「三星堆」120件珍貴的出土文物將於9月香港故宮展出，包括商代晚期的立人像及面罩。今次「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展覽是慶祝國慶的重頭戲之一，亦是香港故宮博物館首個古代文明特別展覽，非常有意義。其實，早在37年前香港《文匯報》就派出特約記者到四川廣漢縣文化館採訪，也是首位報道有關四川「三星堆」的記者，並於1986年12月21日在香港《文匯報》刊出標題為《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的彩色整版報道。值此次三星堆文物來港，我們找來楊永年，希望寫篇相關文章分享一下。他決定寫與「三星堆」的緣分。
在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三星堆」是最具神秘色彩的系列文物之一。其出土的文物造型獨特、奇幻瑰麗，與中國同期南北方文物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給人很大的遐想空間。近年來不乏三星堆「西來說」的觀點，認為三星堆文物實際起源於西方文明。對三星堆文化頗有研究的我經過梳理自己與三星堆三十餘年的「緣分」，總結出了對三星堆「西來說」的有力反駁，並希望後來人能投入到他未完成的研究事業中，通過對文物的科學考證，提升文化自信。
一
1986 年金秋時節，四川省廣漢縣文化館的文友打電話告訴我，他們那兒的「三星堆」又有大量文物出土，讓我去看看，最好有所新聞報道。那年頭，我受聘在四川省作家協會文學院（現巴金文學院）搞專業的文學創作。又在1985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邀請，做了特約記者，國慶節一過，我就去了廣漢縣文化館，依稀記得三星堆遺址的部分發掘物，當時是暫存在文化館內的。我看實物、做採訪、借照片，一個星期後向香港《文匯報》寄去稿件，1986年12月21日，香港《文匯報》將此文以一個彩色整版標題為《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刊發。
後來三星堆博物館建成，四樓是文獻著作展廳。我的那篇拙作陳設在那裏。再後來，網上公布《三星堆遺址文物報道及三星堆文化研究論著目錄（1936-2002 年）》，我發現拙作竟是海外媒體報道三星堆的第一篇。
四川省曾出版五本一套關於三星堆研究的文集。其中一本輯歐美作者，另一本輯日本作者。有歐洲研究者在書中指出，是看到香港《文匯報》（我的拙作）後，「於是我決定探索這一非同尋常之發現的奧秘」。
筆者一生有兩大愛好，寫作為樂，收藏為趣。接觸三星堆文明後的近四十年，收藏蜀地的古代藝術品成了我的一項重要選題。於收藏，我當不了專家，沒有識真斷假一錘定音的專家本能。我好思考，總想多懂一點那些古蜀藝術品上的歷史指向和藝術意喻。我砸鍋賣鐵耗盡積蓄，在政府職能部門監管的古玩市場中，在收藏圈子內，購買與交換到相當的「證據」。我搜索枯腸費時八年寫成了近百萬字量的書籍《祖源記憶——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古蜀三星堆來龍去脈的指引 》。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譚繼和先生在書評中指出，本書是為「重建中國史前史」，「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國遠古時代」的新模式而做的一種新努力；本書是以「炎帝」集團為主線，尋找以三星堆為文化標誌的古蜀文明生長之根的「一家之言」。
我當然清醒那更多的是譚先生的鼓勵。我絕非專家，僅是玩家，是一個好與專家「叫勁」的玩家。去年底我寫了一本（正在尋求出版的）書稿：《三星堆：解謎還須另眼去看》，我這「另」字就是唱反調。我提出以三星堆遺址為視窗的古蜀文明，是炎帝文化在古蜀的最後輝煌。三星堆之謎之所以難解，是大多數學者用已知的中原黃帝文化的諸種文化元素，去比量去解釋「失憶」的古蜀地的炎帝文化現象。牛頭不對馬嘴，橫豎對不上號。我更是強烈反對三星堆文化的「西來說」。以物證，以邏輯去呼籲「講中國故事不能忘了中國道路」。
二
三星堆是什麼？三星堆就是一座祭祖的大課堂。出土的眾多青銅像，不是神，不是獸，更不是半人半獸。全是人，全是創建長江文明的先民。參與祭祀的人是三星堆已發掘出的古蜀「魚鳧」王朝的君王與臣民。指向「魚鳧」不僅有出土的金杖（皮）上的圖案和頭像所指，出土的青銅頭像也標示清楚。圖三的左圖是辮髮之人，古籍記載為「魚氏」。右圖之人腦後有插筒，那應是插鳧鳥的羽冠的！
被祭祀的應有兩大部分，一是古蜀的始祖「蠶叢」，二是「魚鳧」的近祖「柏灌」。祭祀的第一主題人應該有兩個：一個是將祖源指向「龍」的始祖，即現已復原的那個青銅大立人。另一個是將祖源指向「鴞（鳥）」的始祖，即目前還未完全復原，更未確指，但已見端倪的鳥座青銅人。這樣的猜想，我在二十年前回答四川新聞網的採訪時如是說。我在十多年前著作《祖源記憶》一書時反覆說。雖然至今未曾進入專家們的學術視野，但我的底氣十足。其一，中外學術界都有「一個部落是由兩個『半部落』組成」的學術結論。細讀並細思紅山文化的考古資料是可以體會的。我猜想炎帝部落是由將祖源指向「紅山龍」的半部落，與將祖源指向「紅山鴞（鳥）」的半部落組成的。第二，在「炎黃大戰」後炎帝族群敗走的「民族走廊」中，是留有印記的。圖四、圖五是筆者的藏品，可見披髮的古羌人都是在各自的始祖「紅山龍」、「紅山鴞（鳥）」的護佑下生存的。
古蜀的第一王朝「蠶叢」信奉的始祖，從邏輯上看應該是兩位，不會只有一個指向「龍」的青銅大立人。第三，三星堆遺址已出土的青銅器可提供旁證。那個輪狀器，最先專家的解讀是車輪，又說是盾牌。後來又被指認作西方太陽器的「傳入」與「移植」。我的猜測是已修復的青銅大立人頭後的太陽飾物。炎帝族群的原始信仰是「薩滿」，太陽崇拜則是「薩滿」的第一崇拜。放置於頭後，筆者在此提供兩件古玉（石）雕塑佐證。請看圖六（正背面兩幅）和圖七。
巧的是出土的青銅圓輪形器不多不少也就只有兩件！這是否是應該有兩個第一主題人的造像呢？那些青銅大耳形面具又是什麼呢？筆者的猜測那是祭祀人即古蜀第三朝的魚鳧人，對上代祖先古蜀第二朝柏灌人的指認。那不應是大耳朵，應該是柏灌人對祖先紅山鴞（鳥）翅膀的藝術變異。那些金面具更不是西方金面罩的翻版。西方的金面具是寫實的，是按亡者的面目而製作的。三星堆的金面具是抽象的，是藝術誇張。西方的金面具是埋在地下，見不得人的。三星堆的金面具是陳設在大庭廣眾，作意識的宣示。兩類金面具風馬牛不相及，根本談不上誰從誰。為什麼面具有青銅有純金的呢？筆者的猜想，那是古蜀地的宗法表敘。金面具指向「嫡」，青銅面具指向「庶」。
三
筆者以為，三星堆的文化現象都是有源有流的，是純粹中國的。壓根兒談不上「西來說」。都是沿着「中國道路」由遠而近走來的。以出土的「金杖」為例：
其一，「西來說」提出「中國沒有使用權杖的文化傳統」純屬偏見，請看組圖（圖八至圖十三）。這應該是十分清晰地將古代中國人是如何將「杖」由「工具」上升為「禮器」，如何將「杖」作為「權」，去象徵，去對待，去實施。這不是「文化傳統」又是什麼呢？
「西來說」以西亞歐貝得文化第四期（公元前4000年代前期），出土的一件男子「雕像」手中所握的杖為由，界定這是「世界上出現第一具杖」！以為這便是全世界用「杖」的源頭了。卻不公布這「第一具杖」的圖片，更不明確這「第一具杖」的科學測算，只以西方人的一篇文章，便推崇為「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具杖」。比較前面提供的六幅實物圖片，筆者說主張「西來說」者是「偏見」，應該是十分客氣的了。
其二，「西來說」為了表示西方的杖比三星堆的杖出現的時間更早，找了幾個「杖頭」來佐證。（且不說「杖頭」與「杖」能否同口徑比較，也不去問那些「杖頭」的年限是否經過科學測年）「西來說」者提供的是「兩河文明的獅頭鷹紋梨形狀杖頭（公元前2400 年）」和「阿卜德皇家銘文梨形杖頭（沙爾卡利沙爾利時期，公元前2217—前2193 年）」。這兩件「杖頭」的時限（如果確真）是要比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皮）早。但是，中國的「杖頭」在良渚文化期已有出現。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的良渚文化，時限在公元前3300 年至前2300 年。西方杖和中國杖誰早誰晚？用得着去爭論嗎？
其三，「西方說」在介紹西方的杖及其他與三星堆青銅器有比較的西方作品的由來時，是這樣用詞的「顯然是後世王杖或杖標的起源」，「古埃及文獻記載的這類雕像，製作年代還可早到公元前2900 年」，「烏魯克文化期娜娜女神廟的大理石頭像，據說曾覆以金箔或銅箔」，「至於青銅神樹，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似乎也是其淵藪」，等等。用如此的「顯然」，「據說」，「似乎」，去證明三星堆文明的「西來」，有何力度？
其四，「西來說」以「近東權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杖首或杖身頭部有圖案，描繪勝利者的功勳，或敘述某件關於國家命運的大事」為由，認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同樣在杖身上端刻有半雕圖案……因此，三星堆金杖看來是通過某種途徑，吸收了近東權杖的文化因素而製成的。」否！且不說「西來說」在「杖首」與「杖身頂頭部」視點界定上邏輯混亂，而所「描繪」的內容，要麼看不清楚，要麼不是那麼回事。而三星堆金杖（皮）上的圖案才真正是在敘述（魚鳧）國的國家大事。三星堆金杖圖案的兩個人頭像，是敘說「魚鳧」王朝是由魚氏族和鳧氏族兩大種姓的部落聯盟。魚紋和鳥紋是「魚氏」與「鳧（鳥）氏」的圖騰。由此到彼，產生勾聯的象徵。將古蜀社會是由血緣統治集團實施宗教政體的「歷史」，記憶得一清二楚。
其五，「西來說」對三星堆「杖的定位是」：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組人、魚、鳥圖案說明，金杖既被賦予了人世間的王權，又被賦予宗教的神權，本身既是王權，又是神權，是政教合一的象徵與標誌。由此「意味着商代的古蜀王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權政體。」從而去合拍西方文明中的「神權政體」之說。
更有甚者，提倡「西來說」的當今中國著名學者，拉扯出中國近代考古學前輩李濟先生在幾十年前提出的「英雄擒獸」主張之說，李濟先生認為商代銅器上的這種母題源於近東文明。筆者仔細觀看了「英雄擒獸」母題的兩張圖，一丁點也看不出其中的「文化傳播抑或文化趨同」。筆者沒有學力去考證李濟先生說沒說？或者怎樣在說？筆者以為即便李濟先生幾十年前曾有過這樣的認為，也應辯證地去分析，去加以引用。在國勢積弱之時，把中國的事兒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股腦兒往西方認知上去靠。不奇怪。自身虛弱，缺乏自信。前輩學人的局限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在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還去「言必稱希臘」，還去津津樂道地嚼古今洋人嚼過的饃，能嚼出味來嗎？或者嚼出個什麼樣的味！
四
三星堆有無文字算是一樁「大謎」。筆者堅信三星堆絕對存在文字，只是目前未見發掘之物，或者有了出現但未公布。三星堆曾經所處的世界文明的顛峰高度，說它沒有文字是一種絕對的反邏輯。筆者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收集到數以千計的疑似古蜀文字，以泥板書為主。也有刻在玉（石）片上，刻在獸骨、龜甲，刻在青銅器上的。寫在竹簡和麻布之上。這樣的文字在重複出現着，宣示着文字功能。在文字的結構上，可鮮明看到大汶口文化丁公陶文的遺韻。看到大溪文化楊家灣陶文的進化。筆者曾以大量疑似古蜀文字圖片為參照，寫出萬言文章，指出多元融合的古蜀「陶文」是華夏諸個原始文字的後起之秀。奈何人微言輕，至今未能納入主流學人的法眼。
筆者已逾八旬，無能力與學力去整理那些疑似古蜀文字，曾希望按國家現有法規捐獻給故鄉的文博機構遭婉拒，理由是沒有考古出土物的比證，無法確認其真偽。香港應該算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意將那些疑似古蜀文字捐獻給港澳或大灣區的中國機構，希望有願意去「板凳坐得十年冷」的，不是口頭「創新」派的學人來接力。這應該是筆者與三星堆的最後一點「未了情」了。
作為37年前香港《文匯報》派往四川報道「三星堆」的特約記者，楊永年對三星堆一直有很深厚的感情。適逢「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別展覽將於本月27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楊永年將個人對三星堆多年的研究集結成文，輔以收藏品驗證，希望為更多對三星堆感興趣的華夏子孫提供參考。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不是西方人，更不是外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是華夏炎帝族群後裔。所以筆者再三說：三星堆文明是炎帝文化線在古蜀地的最後輝煌。
此次香港故宮展出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物中，有一件碩大的青銅眼形器。或許可以說這類眼形器是三星堆最多的出土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土了71件，前兩年又有所出土，只是迄今還未公布數量。如此眾多，定有重大內涵。是什麼？迄今未見到有個「所以然」。在此「楊說」一番，乞望拋磚引玉。
在三星堆遺址的出土物中，就其單一品種，象牙應是最大宗的了。數量大，品種多；出土延續長，分布地域廣。有研究者統計，1986年廣漢三星堆就出土六七十條象牙，120顆象牙珠等。其後在仁勝村墓地又出土象牙，1997年的出土中又有象牙。2001年以來，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100餘支象牙，同出有不少象臼齒，還出土大量由整支象牙切割成的短節象牙柱，以及象牙段、象牙片、象牙珠等。在金沙遺址十號祭祀遺蹟內的一件玉璋上，還刻有四組對稱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2021年的三星堆遺址再發掘，還是有大量象牙。這些象牙來自何處？其象徵本意與功利作為又是什麼？待本篇「楊說」道來。
近年的三星堆再發掘，雖出土眾多物件，卻未見古蜀文字。三星堆究竟是否存在文字？古玉器上的符號與石刻留痕，以及陶器上的「陶文」，恰恰是後人去理解古蜀的鑰匙。這些民間遺物蘊藏着源源不絕的歷史脈絡，或許在未來科學考古中得以揭示。所以，三星堆只是我們對古蜀文字謎題探索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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