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香港故宮展出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物中，有一件碩大的青銅眼形器（圖一）。或許可以說這類眼形器是三星堆最多的出土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土了71 件，前兩年又有所出土，只是迄今還未公布數量。如此眾多，定有重大內涵。是什麼？迄今未見到有個「所以然」。在此「楊說」一番，乞望拋磚引玉。

在中國遠古史中的大汶口文化期，陶器上有一種被稱為「日、火、山」的刻文（圖二），當代著名考古學家王仁湘先生解讀為「飛翔着的大眼睛」，指向民族遷徙中的「太陽與飛鳥」。這個民族遷徙應該就是「楊說」之一提到的炎帝後裔的向東遷徙，也可以說是「創造三星堆的人」的最早的一支始祖部落。無獨有偶，在現今發現的三星堆青銅器的刻文上也有眼紋（圖三）。只不過不是「飛翔着的大眼睛」，而是「行走着的大眼睛」，一樣指向民族遷徙。記錄着如此重大歷史事件的「眼形器」，在三星堆遺址中的大量出現是符合邏輯的。

基於此，「楊說」又產生出延伸，出現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蜀山氏」，可能從早期陶器的「太陽與飛鳥」刻紋中受到啟示，太陽是炎帝文化傳承下來的崇拜對象，展翅飛越的鴞鳥是他們的祖先指向。如果把（曾經出現過的陶符）鳥翅（或雲氣）簇擁太陽的「物象」用於（造字上的）「事物」，表現「蜀山氏」的祖源符號——太陽與飛鳥。如此這般，不就生成了「蜀頭」，成了「蜀」字的表意根本！那些青銅眼形器也便是這層意思的物指！基於此，可不可以說，三星堆出土的眾多青銅眼形器，應該是當年三星堆祭祀活動中進行「國家意識」教育的「教具」。如今所見的三星堆眼形器在細節上是有差別的。筆者又想，那樣的差別是否在體現古蜀的種姓中，與祖先血源體系的親疏近遠呢？歷史上「共工」部落就有「九州」之說。三星堆眼形器作出區分應是「傳承有序」。

大汶口文化中「蜀山氏」的「蜀頭」與「蜀」字，或許已經有了文字的記載，見圖四中右起第一行第二字。1985 年，山東省文物單位到鄒平縣做文物普查，在丁公村發現大量龍山文化遺物。1986 年，山東大學考古專業學生進駐這裏繼續發掘與整理出土物，發現一個灰陶盆底部殘片上有5 行11 個刻畫符號。主持發掘者先後邀請了三十多位內地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的權威鑑定，比較一致地認為確實是文字。這樣的文字與後來的甲骨文、金文不屬於一個系統，因為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基本都是斬釘截鐵般的直筆，絕無丁公陶文的這般盤繞曲迴。

在後來的「共工」部落的大遷徙中，也發生了「地名搬遷」。蜀概念和一些地名來到三星堆方圓數百里的新蜀地。在這個過程中，山東龍山文化的「蜀」被中原的甲骨文接納，被後來的金文轉意。雖說其表意之根的「蜀頭」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但對甲骨文的「蜀」和對金文的「蜀」所生成的筆墨官司，打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未「結案」。

當今，對商朝甲骨文上的「蜀」（圖五），對周朝金文上的「蜀」（圖六），主流學界是肯定的，但在解讀上仍舊「模糊」。兩千年前的許慎，大概看到金文上的「蜀」，著《說文解字》說：「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一百多年前的孫詒讓，看到甲骨文上的「蜀」字無蟲，不得其解便說：「此省蟲，於字例得通」！大概孫詒讓在註釋甲骨文「蜀」時也納悶過，甲骨文的「蜀」字多數不見「从虫」呀！但是，許慎這個老祖宗說的是「蜀」「从虫」！無奈之下作出「於字例得通」的定論。孫詒讓的解讀，苦了現今學者，在解讀周朝金文「蜀」字時他們左右為難；本屬周朝「蜀」字的「从虫」特徵，被商朝的「蜀」字拿走了，那該給貨真價實的周朝「从虫」的「蜀」字安個什麼名分呢？

筆者多年來「獵奇」着三星堆文明，也努力去收藏古蜀的玉（石）藝術品以證明我的猜測。二十世紀的四川著名歷史學家林向先生一句話，指明了我的觀察視點，他說：「蜀……是商周王室及其卜人集團對這一大片『華陽之地』的稱呼。」

這就可不可以去理解，「蜀」的「圖示」在商與周是有所不同的。筆者以為，甲骨文的「蜀」，「省蟲」，是「蜀」立國之前，即還沒有「王瞿上」的蜀，是「蠶叢」王朝之前或初期的「蜀」。西周金文的「蜀」，是「蠶叢」立蜀國之後，強調祖源記憶，用懷抱蟬（蟲）這類的藝術造型，來圖說古蜀人，即那個有「蜀頭」之人，也就是創造三星堆文明的先人，是有所「傳承」的。玉蟬在紅山文化中已有大量出現，是用蟬（蠶、蛇）這類可脫皮重生的動物的生理現象，去喻意「死而復生」「轉世傳人」這樣的古代中國人的祖源意識、血脈關係。古蜀國的第一王朝「蠶叢」或者就有這樣的指向。圖七、圖八是筆者收藏的古蜀玉器，上面的傳承表述和傳承指向應該是清楚的。